胡适也从“自己争取”思想言论自由与国家社会“容忍异己”、保障思想言论自由这两个角度进行了思考、呼吁与斗争。他强调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每个人都必须挺身而出争取自由，但争自由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要采用正确的方法。他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公开呼吁：“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
    胡适更为关注的是实现思想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他继承了严复有关思想言论自由不应受刑章随意限制的思想，同时大力呼唤“容忍”的氛围。他反复地强调容忍比自由更为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他指出：“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
    总之，从严复到胡适，自由主义思想既有传承又有失落，既有发展又有失落，从而代表了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