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学专家普遍认为，像天后庙祭祀那样的地方社会的庆祝活动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这些周期性的典礼表现了集体的价值观。杨庆坤（C. K. Yang）在其《中 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便对这个观点有过概括。在诸如庙会这样的公共活动中，宗教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一种集体的象征。这种象征能把经济利益、社会身分和社会背景的分离加以转化，使其有可能融合到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因而形成了人们都能接受的大众崇拜。庙是社区及其集体利益的一种表达，共同的崇拜证明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利益 。这种现象在欧洲社会中也表现的很明显，如L·亨特（Lynn Hunt）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便确认，在16、17世纪，像狂欢节这样的庆祝活动促进了人们的集体认同 。但一些人类学者认为，在一个包容许多宗族的社区中，有权势的宗族并不能主导政治观念，因此集体的象征并非总是表现的十分强烈 。作为社会人类学家的瓦森的研究却把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并强调国家的角色。他认为，与其他农业社会相比，晚期中华帝国具有高度的文化整合，但在各地方层次上由于血缘、人群和组织各有不同因而相互间有重要的差异。乡民修筑自己的庙宇，安置自己的神，组织自己的庆祝活动。通过仔细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国家以微妙的方式在地区和地方层次上强制推行了官方认可的大众崇拜和象征系统。天后之所以能在地方秩序和文化中扮演综合和重要的角色，统治阶级对天后崇拜的推行至为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天后被许多宗族接受的原因。人们不难看到，在许多地方天后崇拜不但被地方政权所鼓励、而且有的甚至就是由地方政权直接发起的。虽然地方政府并不给天后庙提供财政资助，但在地方志上却给其一席之地。天后崇拜从而使社会的各阶层都可以在这个国家认可的神那里找到自己的代表。
    三、大众宗教与民众运动
    大众宗教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总是与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总有着不解之缘。R·谢克（Richard Shek）在他的《宗教末世学与暴力》一文中力图解释 社会动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白莲教与暴力联系紧密呢？谢克试图从其信条中找到答案。这个不满现实社会的宗教集团认为这个世界是腐败的和有罪的，它鼓吹：1）现存的世界秩序由于救世主的到来正急促地走向死亡；2）在世界大灾难中人们注定会幸存；3）决定胜利和拯救世界的最後一战已经到来。谢克认为这三个部分的结合可以产生非常强烈的暴力行为。对于这个教的追随者来说，死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获取新生命的一个机会，于是死便被视为给他们所得到的最后奖赏。因而，其成员从不惧死亡，因为他们相信死会把他们带入天堂。“当杀戮被解释为救世，死亡就是一种解放。”结果便是“暴力畅行无阻”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总是限制和力图摧毁这类教派。这篇文章说明了在形成白莲教意识、暴力和行为过程中，末世学扮演了中心的角色。他的分析令人感到不满之处在于他没有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崇尚暴力的宗教和意识，显然，这有待于对其特定的社会环境进行深入的研究 。
    如果说谢克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因素，那么这正是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拿手 之处。他发扬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成名作《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那种对社 会阶级及其力量透彻分析的长处，而在《义和团起义的起源》这部近著中更把生态与社会环境的分析融合在一起。他论证了这场运动不仅导源于政治和宗教，而且具有社会生态和大众文化的因素。山东具有异端宗教和崇拜勇猛斗士的传统，习武十分普遍，“当民间宗教与武术结合起来，便具有叛乱的极大潜力。”在过去，学者们大多强调“拳”与“教”的联系，但周锡瑞却认为有必要仔细把义和拳与教派加以区别。实际上，拳团是宗教的一个附属物，拳团能够相对公开地行动，吸收更多的当地人入教，但是“加入拳并非就必然是教的成员。”这个教的特点是可以“给任何人神的身分”，以及“使每个人成为领袖，”这可能便是为何义和团运动不同于白莲教而并没有一个中心领导的原因。许多学者在讨论义和拳与宗教结合的时候大多注意于白莲教，而周锡瑞则力图去“发现白莲教传统之外的教派与义和拳礼仪的更清楚的联系” 。
    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即正统文化的大本营，亦是齐巫、黄巾军、水浒豪杰等异端的发源地。到18世纪，山东的许多教派都接受了《易经》中八卦的概念，因此白莲教的传统与武术的结合便成为煽动叛乱的动力。人们还可以发现，义和拳的许多头衔、语言、行为和服饰都摹仿地方戏。它从大众文化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而这种大众文化又蕴含了正统和异端两方面的因素。
    谢克和周锡瑞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社会运动起源的研究中，大众文化所能揭示的东西与政治、经济同样重要，有时它甚至能对社会有着更深刻和更长久的影响。
    四、城市大众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
    在近代中国城市中，不同的地方文化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和它们的活动而得以再创造。顾德曼（Bryna Goodman）和J·瓦森斯卓姆（Jeffrey N. Wasserstrom）都注意到 了这个特征在上海的突出表现，但前者的兴趣是在移民文化，而后者的强调的是大众政治文化。
    顾德曼在其新著《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地区网络和身分》中便探索了 会馆与人们社区生活的紧密关系 。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建立了许多供奉移民崇拜的神祗和先贤的会馆，因此会馆也具有了庙的功能。会馆的宗教角色使它们成为社区的象征性中心，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随着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发展，会馆也成为城市大众化的戏园，在那里，移民家乡的地方戏成为人们娱乐的主要型式。这些表演由会馆领袖组织，作为慈善和举行仪式的一部分。节日活动给那些贫穷的居民提供了暂时的工作、免费饭食和娱乐。会馆的表演主要反映了大众的口味，以更吸引人的浪漫爱情和武林英雄代替传统的忠孝故事。各种地方戏逐渐融会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顾德曼研究的是上海移民中像手工匠和商人这些较传统的社会集团，那么瓦森斯卓姆则着重在较现代的学生集团和他们与城市大众政治文化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学生的反抗运动》一书中 ，他指出，五四运动建立了近代学生运动的基本模式，包括语言、仪式、口号、宣讲、抵制和街头戏等，而这些形式具有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的背景，这种结合正是学生运动具有不寻常力量的所在，也是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的公共舞台上是学生而非工人充当了主角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