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
    在讨论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时，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强调分离或对立性，一种强调相互影响和可容性。应该说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就像它与精英文化一样有着纠缠不清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等 所指出的，大众文化与官方文化有清楚距离，大众文化－包括思想、信仰和实践－在其产生过程中至少是部分独立于国家之外，但像节日庆典等传统活动则更多显示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文化的联系而并非对立 。
    官方宗教有足够的伸缩性，允许各阶层人民去建筑他们自己的神，同时也有足够的稳定性以提供“一种国家的文化”。大众文化虽然是民众创造和享有的文化，但国家从未放弃对其施加影响。如果大众在文化上一旦显示出一种影响力，国家就会不遗余力地插上一脚，瓦森关于天后、姜士彬关于山西赛会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关帝崇拜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事实。国家对大众文化的干预可以有多种形式，以提倡的形式加强控制，如其之于天后崇拜；以直接参与的形式以示支持，如其之于山西赛会；或以打击的形式以消弥其影响，如清末及民国时期政府对关帝崇拜等大众宗教所采取的政策。在长期正统意识的影响之下，大众文化已不可避免地被改造了。地方戏中关于浪漫爱情、武术和鬼神等的表演被官方认为是淫荡、暴力或迷信，认为它们对民众道德会产生坏影响 ，因而不断施加影响。所以地方戏更多的是表现了历史的主题，总是很接近现存政治系统，总是彰扬儒家正统。
    长期以来，大众宗教都被认为是处于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在大多数地区这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被过分强调。姜士彬所研究的山西东南的“赛”--一种地方宗教 庆祝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认识，即大众宗教也可以与国家和正统结合 在一起，精英 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象征在乡民的礼仪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赛”是庙会和神的生日庆祝，一直受到官方的资助，村镇文化实际上也为其所主导。赛的文化组成是复杂的，它即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表达，也反映了正统的价值观。上自知县下至村庄精英都是赛的组织者，他们也是既成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虽然儒教对赛有重大影响，但僧侣、道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都参与其中，真可谓是万象包容。赛对人们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要参加无数次赛，从中培育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
    如果说姜士彬强调的是国家对大众宗教以支持的形式来施加影响，那么杜赞奇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怎样打击和摧毁大众宗教。国家是政治权威结构，它建立的价值观和信仰系统常通过“礼”表达出来。杜赞奇认为，关帝是中国文化最有力的代表，官方对关帝崇拜的参与是由于他受到大众的尊敬。关帝在清代被授予了许多头衔并竭力使其儒化，官方的参与反过来又更刺激了关帝崇拜的扩张 。正如我们前面已讨论的天后崇拜一样，关帝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功能，他可以是忠臣和守护英雄，也可以是财神。关帝崇拜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的需要。
    当20世纪初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议程之始，新学校、新警察、新政府机构等成为其最明显的标志。国家力图在地方社会建立起它的强有力的基础，由于现代化的精英把大众宗教和大众文化视为主要障碍，因此大众文化领域同时成为了现代化机器的打击目标。现代化的推动者－包括精英和国家－都提出了反封建的口号，把具有精神、社会和政治需要的宗教组织和信仰的复杂的现实社会加以简单化。在华北，推动现代化的国家机器没收庙产、摧毁村庄宗教机构以作为建立新学校和警察的经费。杜氏认为，清代国家利用关帝及其他大众崇拜在地方社会建立了权威，但清末和民国时期对大众宗教进行袭击之后，而国家又无力在地方社会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因此国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反而被削弱了。他通过考察20世纪头30年由国家发动的反大众宗教运动，认为不能以传统和现代截然两分的观念来看问题。传统的东西不一定是现代化的障碍，而现代的东西不一定就有利于现代化，大众宗教就是一个实例。反大众宗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利的斗争。国家企图把其统治意识深入到社会之中，在现代化的名义下重建在地方社会的权力 。
    杜赞奇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楚，即着眼于现代化对大众文化的打击和破坏。从大众宗教在近代的命运来看，他所揭示的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过，应当说他只提出了现代化与大众文化关系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如一些学者已经以确凿的证据说明，现代化在许多方面--例如大众传播媒介、小说和科学知识普及等 推动了而不是压制了大众文化的发展，鉴于这也是一个颇费笔墨的方面，这里不予详细讨论了 。
    七、大众文化研究中史料的运用
    以上这些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思考角度的新颖和观察视野的广阔，还在于其史料的发掘。从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资料的运用已是极大地扩展了。首先，大陆的许多档案得到了利用。在过去，由于中美关系和中国档案管理等问题，美国的中国历史专家基本上只依靠台湾的档案。但改革开放以後，大陆档案逐渐对外国人开放并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例如孔菲力关于叫魂的研究便基本上依赖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藏档，包括“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刑科题本”和“刑部题本”等。关于叫魂的大部分专题档案过去很少被利用，例如关于叫魂事件嫌疑犯的供词和地方官的详细报告。虽然孔菲力掌握的是原始资料和档案，但他在运用中非常仔细，因为他认为“供词并非必然就是招供者的原话，必须以怀疑眼光看待这些官方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