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年间的当权者曹操起自一个“名微众寡”的普通军阀，他通过掌握汉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成为名义上的汉室宰辅，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曹操先后任大将军、司空、丞相，对汉中央朝廷的设官制度屡加变更，把大批的文臣武将罗置在自己府中，由他直接控制，从而使其司空、丞相府成为总揽军政大权的“霸府”，汉献帝朝廷则形同虚设。以后，曹操又晋爵魏公，建立起魏国的职宫系列，把文武群僚纳入其中，在事实上造成“以魏代汉”的政治格局，从而为最终实现汉魏嬗代的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探讨曹操霸府的建立和演变过程以及它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机制，揭示其中的政治内涵，便是我们深入理解汉末政治运动进程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曹操霸府的建立和演变过程
    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表现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而其根源则在于皇室的腐败衰落。以董卓奉召进京，随即采取废少立献、迫何太后归政等非常之举为契机，东汉皇权运作的旧机制开始被打破，皇权更替的过程由此而发轫［1］。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变：先是董卓迫于关东联军的军事压力，挟持献帝迁都长安；不久李傕、郭汜取得了对朝廷的控制权，两人还分别劫质了献帝和公卿百官；稍后献帝脱离凉州军阀的掌握投奔“白波帅”杨奉等，在弘农曹阳被李傕、郭汜打败，公卿百官多被杀戮。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东汉皇室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方面皇帝沦落为军阀手中的傀儡，皇权固有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公卿百官死丧殆尽，中央朝廷已名存实亡。
    当东汉皇室苟延残喘，皇权存续系于一线之际，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左右政局的主要力量。然而，只要东汉皇室继续存在，皇帝的天下共主名分未被废止，就必然要对现实政治的运行产生影响力。对于那些新起的军阀割据集团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衰而不亡的东汉皇室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应该如何处理与皇权的关系？这是现实政治提出的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而对此的不同认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各军阀集团的命运。
    对于上述问题，汝南袁绍、袁术兄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袁绍拒绝谋士沮授要他奉迎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建议，决意弃置汉朝皇帝，兼并天下而称王称帝；在他看来，东汉皇室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左右政局的因素。袁术更是断然僭位称帝。汝南袁氏四世居三公位，作为由专制皇权自身孕育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势力代表，它以汉朝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图谋篡汉自代，是有典型意义的［2］。然而，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汉末的时代，东汉皇权虽则衰微，但却拥有异常深厚的社会政治土壤，任何贸然更改或替代皇权的行径，都要冒极大的风险，袁术、袁绍先后失败，不过是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袁氏兄弟之外，其他比较大的军阀集团如刘表、刘璋、张鲁等，虽然不敢背弃汉室，但囿于自身的政治抱负等条件，大都对汉献帝的潜在政治影响力认识不足。其中只有曹操独树一帜，不仅充分认识到汉献帝的巨大政治价值，而且积极进行争夺和利用汉献帝的活动。
    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其家族发迹史是与皇帝、宫廷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他对于东汉皇权认识深切，“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3］（卷十九注）。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之后，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以此作为成就“霸王之业”的基本条件之一［3］（卷十二）。曹操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为此他特意派遣从事王必前往长安上书，借机窥探朝廷虚实。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在“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持下由河东回到洛阳，曹操遂正式提出奉迎献帝都许的议案，并在谋士董昭的策划下，成功地将献帝迁徙到许，控制在自己手中［4］。
    曹操取得对汉献帝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当时政局的枢纽和关键，自此揭开了他利用汉室名号、确立霸府统治的新篇章。
    首先，恢复了汉朝的宗庙社稷制度。此举树立了曹操保全汉室、延续皇统的功臣形象，从而他在“匡佐”的名义下，进行一系列强化集权统治的措施，就显得名正言顺。
    其次，确立了自己的辅政大臣地位，建立起以相权为中心的集权统治秩序。还在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至洛阳迎接汉献帝时，献帝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赋予他处分朝政的权力。九月，献帝又以曹操为大将军。至十一月，由于袁绍反对，曹操辞去大将军职位，转任司空，领车骑将军。东汉中央决策行政体制采取三公制度，太尉、司徒、司空分别领导九卿而又共同参预决策，至中叶以后，大将军职位复居三公之上，拥有更大的决策行政权力。曹操始而谋求居大将军职位，遇到阻挠后被迫退任司空，但无论如何，他以司空录尚书事，在制度上已经取得了执政大臣的地位，故史称“百官总己以听”［5］（卷九）。
    曹操要重建集权统治秩序，恰当地处理与汉献帝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前提。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里，君权与相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相权一般是由君权派生而又受君权制约。曹操在汉献帝的名义下，以汉朝宰相的身份号令天下，当然要受到这一权力结构关系的约束。但是，曹操利用汉献帝，决不是要恢复旧的皇权统治秩序，因而突破上述权力结构关系，凸显相权，又是必然的选择。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记载：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曹操）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这是有关曹操与汉献帝之间关系的一则重要记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三公领兵朝见天子，通常发生在君相关系紧张的非常时期，制度规定三公须“交戟叉颈而前”，反映了天子对三公的防范；二、上述旧制在建安初恢复，它所针对的对象只能是当时手握重兵的权臣曹操；三、这项制度严重损害了曹操的威严，因而曹操自此不再朝见天子。这些情况表明，曹操实施“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战略，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汉献帝及其追随者方面的阻力。曹操不再朝见天子，那么他借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只是通过间接地上表奏来进行，其中“请示”的成分已所剩无几，而他基本上是独立地裁决军政大事。这样，曹操就从形式到内容方面解决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战略问题，相权的中心地位得以确定，代替皇权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