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大量征辟名士，一方面用以充实汉献帝朝廷，更主要的则是把他们罗置在自己的司空府中，把司空府建设为规模庞大、无事不统的霸府。这里所说的“霸府”，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相对于皇帝和朝廷而言，宰相和相府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相权取代皇权，相府是权侔朝廷的“霸府”；二是相府的规模和组织系统相当庞大，有别于通常建制下的相府规模和组织系统，在外观上更像是与朝廷并立的“小朝廷”，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二元权力架构，而实权则归于相府。
    自建安元年曹操任大将军、司空以后，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霸府统治逐渐确立下来。从那时起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 霸府统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间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而霸府统治则一步步地发展深化，最终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
    第一阶段，自建安元年至建安十三年（208）。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枢体制在形式上仍然沿用东汉三公之制，除司空曹操外，尚有司徒赵温，太尉一职则长期空缺。其间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是汉献帝及其追随者反对曹操建立霸府统治的图谋，以及曹操为确立霸府统治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建安五年（200）正月， 汉室外戚车骑将军董承（献帝祖母董太后之侄）联络一部分官员，密谋诛杀曹操。曹操挫败了这起阴谋，董承等人被夷灭三族。董承的谋反之举据说是受了献帝“密诏”。此后的建安八年（203）十月，曹操“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5］（卷九）。司直官最初由汉武帝设置，为丞相属官，其职责是“佐丞相举不法”，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司直一职仍旧，至光武帝时罢废。曹操在此时恢复司直官，自然是把它作为自己的司空属官，这是对旧制的突破和改造，而司直代表曹操本人督察朝廷百官，反映出曹操力图强化对许都朝廷的控制。
    这一时期曹操霸府也有了新的发展。建安九年（204）九月， 曹操攻破袁氏老巢邺城，自领冀州牧（同时让还兖州），对冀州实行直接治理。其后曹操采纳郭嘉的建议，“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3］（卷十四注）。曹操辟召的四州名士， 除少数直接进入司空府外，大部分都在冀州府任职，冀州府成为曹操霸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曹操自此长期居留邺城，其司空府亦由许迁移到邺，而另置留府处理许都事务。这样，曹操就把汉献帝朝廷搁置在许都一隅，在邺城放手发展自己的势力，使邺城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第二阶段，自建安十三年至建安十八年（213）。 这一阶段以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为标志，霸府统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由霸府统治孕育催生出新皇权的倾向也逐渐明朗。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借故将司徒赵温免官。六月，汉中央朝廷正式罢废三公官，重新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并以曹操为丞相。八月，又以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这一番中枢体制的变更，在形式上是由东汉的三公制度恢复到西汉的丞相制度（注：西汉前期有所谓“三公”官，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但是，由于太尉不常置，御史大夫的地位又不及丞相和太尉，因而丞相几乎无所不统，权力也最重。参看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第1-4页。），而相应地在内容方面，则是把分散的三公权力重新集中于丞相一人。很明显，恢复丞相制度为曹操强化霸府统治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使其独一无二的宰辅地位更为稳固。
    曹操就任丞相后，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专制集权统治，在当年八月诛杀了太中大夫孔融。孔融很早就认为曹操“终图汉室”，因而对曹操的所作所为多有讥议，他建议“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便是敏锐地意识到曹氏势力的膨胀，必然朝着封藩建国、进而取代汉室的方向发展，所以预先加以防范（注：《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八月”条，胡注云：“千里寰内不以封建，则（曹）操不可以居邺矣。”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2081页。）。以诛杀孔融为契机，曹操加紧实施封藩建国的步骤。建安十六年（211）正月， 汉献帝以曹操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同时封其三子曹植、曹据、曹豹为侯。十八年正月，曹操又以献帝的名义“并十四州，复为九州”，目的是通过恢复古时的大冀州，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区域（注：《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正月”条，胡注云：“复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同上，第2118页。），并为建立魏国预作准备（此前曹操已特意增加了魏郡所辖县数）。同年五月，汉献帝被迫以冀州十郡策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殊礼。至此，曹操完成了把集权统治转化为封藩建国的关键步骤，旧的皇权体制进一步被突破，新的皇权已经显露端倪。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曹操在建立魏国的过程中，克服了来自其政权内部的巨大阻力，而造成这种阻力的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最重要的谋臣荀彧。荀彧出自著名的颍川荀氏家族，怀有深厚的大族情感和浓重的正统观念，他以“匡佐汉室”为己任，反对曹操晋爵国公，受赐九锡。荀彧为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杀。
    第三阶段，自建安十八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 这一阶段以曹操有计划地实施“以魏代汉”的政治步骤为基本特征，同时篡汉建魏与反魏兴汉的斗争也最为尖锐。曹操称魏公以后，在当年十一月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魏国职官，由其属下的重要臣僚充任。此后魏国的职官系列逐渐完备起来，本为汉官的文臣武将大都接受了魏国官号。与此同时，曹操的威望也日益隆重。他在建安二十一年（216 ）四月晋爵为魏王，随后在各种重要礼仪方面享有与皇帝同样的规格，并选定曹丕为魏太子，确立了继嗣。所有这些都表明，东汉皇权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曹氏代汉成为定局。
    当曹操露骨地实施“以魏代汉”的各项步骤时，其政权内部的亲汉势力反应强烈，由此造成双方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建安十九年（214 ）十一月，汉献帝伏后因对曹操不满而被诛杀。二十三年正月和二十四年九月，在许都和邺城相继发生了两起针对曹操的谋反事件，目的都是要阻止曹操篡汉称帝。尽管这两次谋反均被及时镇压，但却暴露出存在于曹操政权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从而对汉魏易代的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