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况显示，建安末年由曹操推进“以魏代汉”步骤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已发展到触及其政权根本的地步，使得曹操有必要重新审视其篡汉计划。接下来我们便看到了如下事实。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面对这样一个称帝篡汉的极好机会，刚刚平息魏讽事件的曹操却不免心有余悸，他将孙权的上书向外宣示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3］（卷一注）陈群、桓阶、夏侯惇、司马懿等重臣极力劝曹操“正位”，也被他拒绝；曹操回答夏侯惇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3］（卷一注）曹操的顾虑在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的谋反事件前后，刘备集团对曹操集团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在外部不宁、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假如他遽然称帝篡汉，就很有可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陷入被动，造成内外受敌的局面，从而危及自己的统治。然而，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的曹操，到底还是搬出“天命”说教，为后嗣篡汉建魏定下了基调。
    综上所论，如果我们对建安末年这一特殊时间段落予以足够的关注，对曹操及其敌对势力双方的动向作细致的考察，就可发现，曹操晚年，在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之后，实际上已经酝酿着称帝篡汉的计划，只是受制于当时的内外政治、军事形势，这一计划才终究未付诸实施；曹操未能废汉自立，归根结底是取决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而非观念性的“畏名义而自抑”。
    四后论：霸府与霸府政治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整个建安时期的政治，实际上是以霸府为枢纽，以霸府政治为基本形态。对于这一点，前人很早就有认识。东晋时袁宏作《三国名臣序赞》，一则称荀彧 “委面霸朝”，再则称崔琰“执笏霸朝”［10］（卷四十七），就是把建安时期的曹操政权视作王朝政治的特殊形态；而“霸朝”一词，为以往所未见，显示出这种特殊政治形态为曹操所创建。那么，此种特殊政治形态，究竟有哪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呢？
    所谓霸府政治，其要害首先在于一个“霸”字。“霸”字一词，由来已久。《左传》成公二年记载：“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郑玄注云：“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11］（p293）此处以春秋“五伯之霸”的历史背景为立论依据，一是说明霸代表着“天子衰，诸侯兴”的权势消长；二是指出霸的内容为“把持王者之政教”。这个注解准确地把握住了霸的基本政治内涵，后世所谓的霸，在本质上是与此相通的。当然，汉末的时代与春秋时代毕竟有很大差别，最根本的在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已经确立，以前裂土分封的诸侯已经被皇权体制下的大臣所代替。因此，相对于春秋时代而言，汉末称霸的主体和形式均已发生变化，以前是诸侯之长（侯伯或侯霸）以盟约的方式号令诸侯，此时则是权臣通过霸府宰制天下。同春秋时诸侯与周天子的松散关系相比，汉末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无疑要紧密得多，由此看来，曹操通过建立霸府实现对国家的长久统治，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因为此举需要解决的技术环节相应地更为棘手。袁绍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放弃掌握汉献帝的图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理同汉献帝的关系感到棘手，所谓“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5］（卷六十四），反映了他的困惑。
    再就相同的时代来说，霸府政治同宦官外戚擅权亦有区别。宦官外戚擅权，实际上是皇权政治的衍生形态，正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12］（p336）霸府政治则不然，它是在皇权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出现的，基本内容是以相权代替皇权行事，它的运作固然要借用皇帝的名义，但主要还是依靠权臣实际掌握的军事政治权力。因此，霸府政治较多地表现为与皇权的对立关系，而非依存关系，其发展趋向则是旧皇权的终结和新皇权的诞生。说到底，霸府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过渡形态，是新旧皇权处在嬗替过程之中而出现的特殊政治模式。
    如果要进一步探究霸府政治的具体内容，则可用“霸道”一词加以概括。霸道作为与“王道”相对应的统治方式，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自孟子、荀子以来的儒家学者，对王、霸二道多有辩论。在此要强调的是，曹操以宰相的身份担当皇权的角色，特定的角色地位决定了他采取霸道是适宜的；曹操所奉行的霸道，基本内容有两点：一是以权术手段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关系，包括对待汉献帝；二是以法治国，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大抵符合历来对霸道所作的阐释［13］（p364－366）。因此，人们习称的曹操实行法治及其行为举止的猜忌，实际上可由霸府政治获得贯通的理解。
    一般认为，建安年间曹操的统治较多地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陈勇先生在其论文中对此多有阐述［14］，其中的一些意见，我是赞同的。董卓缺乏学术素养和习染羌胡风俗等个人因素，使他能够不受名教的束缚，以粗暴的方式摧折东汉皇权，做成包括曹操在内的一般士人难以做成的非常之举，从而开启皇权嬗替的过程。从后来历史演变的进程看，正是董卓担当了替曹操“驱除”的角色。曹操在政治上继承董卓之处是明显的，包括“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战略，以宰相的身份担当皇权的角色等。不过，如若把曹操看作是董卓的简单继承者，却是不够的。个人认为，曹操与董卓的区别，不仅在于曹操很早就出入名士之间，是一个受到不少名士赏识的人物，因而其政治基础远比董卓广泛而坚实。更重要的则是，曹操承董卓动摇汉室根基之后，以“匡佐”汉室的形象出现，在处理同汉献帝皇权的关系和实现对朝政的掌握等方面，均采取了与董卓不同的策略。首先是在对待汉献帝的皇权方面，董卓一味张扬自我，凌驾汉帝，采取了种种露骨地僭越皇权的举动。诸如自尊为太师，号曰尚父，位在诸侯王上；乘青盖金华车，服饰逼近天子；“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14］，等等。曹操在这方面的做法则要温和得多，他在很长时间里只是满足于不再朝见天子，即便有所僭越，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其次是在实现对朝政的掌握方面，董卓的做法主要是拔擢党人名士，用以充实朝廷及布列州郡，而“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5］（卷七十二）。然而， 党人名士并不拥戴董卓，反而密谋将他除掉。如此看来，董卓对朝政的掌握，只是依靠武力威慑达成的，缺乏直接有效的操作机制，自然不可能长久。曹操则不然，他通过建立霸府，实现了对朝政牢固而长久的掌握。由董曹差异的比较，我们进而看到，曹操建立霸府和采取霸府政治的模式，是在旧皇权体制的框架内，着眼于对旧制度的改造利用，即便有所突破，一般也有章可循，其优点是在切实掌握朝政的同时，又不易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总之，建立霸府和采取霸府政治的模式，对于曹操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汉魏之际新旧皇权嬗替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霸府政治的阶段，是由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一方面东汉皇权虽已衰微，但其残余影响依然存在，尚无其他势力可以替代。另一方面，掌握汉献帝的曹操出身“浊流”，除了借助皇权的影响，并无遽然篡夺皇权的实力。由此造成了霸府政治存在的必要性。霸府政治能够成功地实施，则是因为具备以下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