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皇权思想主导了曹操早期的政治活动。当各路军阀轻忽皇权，冷落汉献帝，甚或有“改易”图谋之时，曹操却打着“匡佐”汉献帝的旗号，实实在在地实施“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战略，俨然成为东汉皇权的捍卫者。所以在《明志令》中，曹操不无自豪地说：“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是，当昔日的竞争对手一个个被铲除，曹操自己的势力不断壮大，其专制集权统治日趋稳固之后，他还能满足于“匡佐”的名义，对皇位无动于衷吗？我们注意到，建安十五年前后，是曹操对待皇权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他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
    正是作于建安十五年的《明志令》，为我们了解曹操的思想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曹操在该令中谈到：“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所以反复申说，否认自己觊觎皇位。但接下来他又表示，不能“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并且希望封三子为侯，作为“外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既然曹操紧抓权力不放，不仅他自身的权势有增无减，还要封建子嗣，树立藩屏，那么他究竟要把霸府统治导向何方呢？显然不可能是回归到旧的皇权统治秩序，而只能是对此进一步予以突破，直至缔造出新的皇权。这样看来，无论曹操如何表白和辩解，都无法掩盖他窥伺皇位的事实。
    这一时期董昭替曹操谋划有关事宜的细节，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曹操思想转变的实情。必须承认，曹操实施霸府统治，其政权内部存在对此持不同立场的两种势力，一方面是荀彧一类的大族名士，他们在思想上正统观念浓重，在情感上同东汉皇室瓜葛很深，对霸府统治存有异见；另一方面是那些非大族出身的名士和其他官员，如郭嘉、毛玠之类，他们正统观念淡薄，同东汉皇室也无甚瓜葛，是霸府统治的支持者。就董昭的行事而言，他显然属于后一类。据《三国志》卷一四本传记载，董昭建议曹操依古制“建封五等”，他认为：“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尹）、周（公），此至德之所极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董昭的主旨是要曹操仗恃功绩，采取封建藩国的步骤，奠定传世基业，其中的一些意见，道出了曹操心中思虑但不便明言的想法。据本传及注引《献帝春秋》记载，董昭为曹操晋爵国公做了不少工作，“后太祖（曹操）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由董昭谋划的内容均被曹操采纳的事实，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董昭的有关意见反映了曹操的真实思想，尽管曹操不免“耻有惭德”，也顾忌“名节”，但他执意封藩建国、突破旧的皇权统治秩序的立场，却是坚定不移的。
    综括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曹操思想上受名教的束缚和对名教的叛逆并存，他对待皇帝和皇权十分谨慎，但又充满理性。因此，在处理同东汉皇室和汉献帝的关系方面，曹操始终存在“畏名义而自抑”的成分，而他总是尽力地对此予以突破。由此我们相信，司马光的“畏名义而自抑”说，自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怀疑：仅有“畏名义而自抑”的羁绊，就真的能决定曹操终生不敢废汉自立吗？
    首先，曹操建立霸府统治，乃至封藩建国，实施“以魏代汉”的步骤，是与他削平群雄、开境拓土的过程相伴而推进的；由积累功业造成凌驾汉室的形势，是其惯用手法。曹操在平定关中之后晋爵魏公，又在征服汉中之后进封魏王，都是由群臣宣扬其功德，经劝进、策封，再“三让”而接受封拜。只要曹操决意代汉称帝，而现实中又不乏可以凭藉的“功业”，那么再重演一次上述过程，也未尝不可。事实上，曹操晚年不肯“坐行西伯之德”［3］（卷二十一），仍然汲汲于西征南伐， 虽明知吴蜀难平而必为之，难道不就是为了寻求这样的“功业”吗？
    其次，自王莽篡汉以来，谶纬、符瑞畅行天下，加之流传已久的“五德终始说”，它们在改朝换代之际的舆论作用十分突出。尽管曹操有“名义”之累，也无论他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只要他决意篡汉称帝，都不妨碍他利用上述工具达到目的。由《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所载汉魏禅代众事，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当时正是谶纬、符瑞迭出，“德运”之说甚嚣尘上，仅著名的就有：“‘许昌气见于当途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魏当代汉”；“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事实说明，在改朝换代方面，谶纬、符瑞和“德运”说教足以充当“名义”的遮羞布，对曹丕来说是如此，对曹操来说也不例外。
    再次，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进封魏王，其权位达到人臣极限，但就在此后不久，他又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次年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十月，“冕十有二旒，乘金银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3］（卷一）我们认为， 若非曹操有即位称帝的下一步计划，那么这样一些僭拟天子的举动，只能徒然增添其“惭德”，而无任何实际意义。换言之，曹操僭拟天子，可以视作其正式取代汉帝的前奏，是其整个篡汉计划中的重要环节，而这个事实本身就与“畏名义而自抑”说发生矛盾。
    通过以上分析和举证，我们认为，所谓“畏名义而自抑”，在情理和事实上都不可能是曹操不敢废汉自立的终极决定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曹操最终放弃篡汉的企图，未能登基称帝呢？通过发生在建安二十三、二十四年的两次谋反事件，以及曹操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我们可以找到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
    在另一篇文章里，笔者对建安二十三年的“金祎谋反案”，尤其是建安二十四年的“魏讽谋反案”，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9］。 考察的结果表明，两案都是发生在“汉祚将移”的紧要关头，目的都是要阻止曹操篡汉，进而复兴汉室。金祎等人把谋反的时机选择在关羽兵逼樊城、伺机北伐之际，企图以军事、政治手段联络外部敌对势力，一举击垮曹操；魏讽则把谋反的时机选择在曹操西拒刘备、屯兵长安之时，两案也有共通之处。然而，魏讽案主要发生在邺城，与金祎案发生在许都不同；许都是汉献帝朝廷所在地，那里存在着大批的亲汉势力是很自然的，而邺城则是曹操的政治中心，是亲曹势力的集中地。尤其是从谋反案的参加者来看，许都反曹的主谋或与汉室渊源极深，或是献帝的亲信侍臣，还有的是存在着浓厚正统观念的汉官；邺城反曹的主谋魏讽则是曹操倚仗的“谯沛人”，其他参与者也都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两案的差异更为明显。因此，通过对比两案，我们认为：建安末年，围绕如何对待汉献帝，要不要“以魏代汉”，曹操政权内部的矛盾已日趋激化；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针对曹操的谋反案，许多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物都卷了进去，这不能不引起曹操警觉。再从曹操的相关应对措施来看，金祎案发生之后，曹操将主谋数人夷灭三族，并且借题发挥，将汉中央朝廷的百官驱赶到魏都邺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全部诛杀。而在魏讽案发生之后，曹操采取了相当宽大的处理措施，并未彻底诛连参与者的亲属。这就表明，同样是针对曹操的谋反案，发生在许都，与汉献帝朝廷关系密切，曹操就可以无情地镇压和打击；而发生在邺城，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曹操就谨慎对待，淡化处理，尽力弥合其政权内部的矛盾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