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今已正式刊行。“经过年代测定，这些竹简的时代均为战国晚期”（注：见陈燮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序》，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内中《孔子诗论》篇，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
    关于简文“孔子”，曾有过争论。整理者已经提出内证，说明释为“孔子”不误（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23～125页。）。其实，传世文献中有不少可与竹简对应者（注：笔者作《上海简“怀尔明德”探析》（《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第126～129页）时已发现此点，当时《诗论》简相关资料未发表，采用了“卜子”之说，今正。），比如《孔子诗论》简24有：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53页。）。《诗论》简中还有其它地方也论《甘棠》篇，文意与此接近。这支简有可以对应者，如《说苑·贵德》：
    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注：见《汉魏丛书》404页A，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影印本。）《孔子家语·好生》：
    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注：见王肃注：《孔子家语》上册第4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孔子家语·庙制》：
    孔子曰：“……《诗》云：‘蔽茀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于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注：见王肃注：《孔子家语》下册第40页。王志平先生指出，《左传·定公九年》“君子曰”之语与《说苑》、《孔子家语·好生》文近。实更近于此文。见王志平：《孔子诗论简释》，清华简帛讲读班第21次研讨会论文。）论《甘棠》者都是孔子，评语极为接近，说明虽然竹简的年代是战国晚期，但其来源很早。极有可能孔子生前曾多次论诗，弟子所记传闻有异。
    整理者所排《孔子诗论》简1提到：
    孔子曰：诗无忞（注：朱骏声指出：忞假借“为暋，为惛。《书·立政》：‘其在受德忞。’又重言形况字，《法言·问神》：‘传千里之忞忞者’，注：忞忞，心所不了。’盖以惛为训。”“忞德”当与“明德”相对，“忞”当有昏、不明之义，可引申为心所不了，《说文》：“惛，不憭也。”“憭，慧也。”似为引申义。“诗无忞志”，故问邦风、雅、颂之“用心”。详笔者《〈诗论〉简字试析》。）志，乐无忞情，文无忞言（注：此字稍残，朱渊清先生释为“音”，待考。见朱渊清：《上博〈诗论〉一号简读后》、《〈诗〉与音--论上博〈诗论〉一号》，“简帛研究网”10月27日，11月16日“网上首发”文。）。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核心言论。关于“忞”字，其释读可以再讨论。但很明显的是，孔子将“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对应起来讨论，这在竹简的上下文中可以找到相应之处，说明孔子论诗，包括了诗志、乐情、诗文三个方面。尤其可以注意的是，竹简后文提到：“《颂》……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邦风》……其言文，其声善”（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27、129页。释文据廖名春师：《上海简诗论校释》。），将诗与乐联系起来评论，与《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注：见《十三经注疏》131页C，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以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之语相承，说明诗乐至此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不过，此时诗与乐之间，还只是歌诗之言，奏诗之乐的关系。
    《礼记·孔子闲居》载：
    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注：见《十三经注疏》1616页C。）《孔子家语·论礼》作：
    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诗礼相成，哀乐相生。”（注：见王肃注：《孔子家语》，下册第16页。）《家语》所载多“诗礼相成”一句。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也有《孔子闲居》篇，而且郭店简《性自命出》、上海简《情性论》有“至乐必悲……哀、乐，其性相近也”（注：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8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247页。）等， 是对上文“哀乐相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注：蔡仲德先生也指出《尊德义》中“由礼知乐，由乐知哀”等与《孔子闲居》“五至”说接近。见蔡仲德：《郭店楚简儒家乐论试探》，《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 说明这一段记录也是可靠的。此处孔子已通过“志”，将诗、礼、乐、哀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