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学者认为，这正与《汉书·艺文志》“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之说相合，并认为沈约《奏答》在前，撰《宋书·音乐志》在后，《志》中说：
    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殊。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说明采用了《汉书·艺文志》河间献王刘德作《乐记》的记载，而且未提刘向所发现本与王禹所献本的不同，更未提《乐记》取《公孙尼子》之说，其文意比《艺文志》更为明确，因而排除了将“与禹不同”说成作者不同的可能性。并据刘向《别录》所列《乐记》有《窦公》、《乐器》章，而《风俗通义》卷六《声音》引有：
    笛，谨按《乐记》，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认为《汉书·艺文志》的《乐记》，是刘德所作（注：见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第86页，第170～172页，第94～96页等。）。
    案汉初制氏传乐而“不能言其义”（注：见《汉书·礼乐志》，第10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河间献王所献乐， 公卿大夫也“不晓其意”，“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但当时公卿都“以为久远难分明”（注：见《汉书·礼乐志》，第1071～1072页。），看来所言乐义并不很高明。此《乐记》终因王禹而有名声，因而被刘向的《别录》称为《王禹记》，这与四家《诗》及《公羊传》、《谷梁传》等以传人为名，而不推本先师的汉代习惯是相符的。但这本书在世间流传者，当然是被称为《乐记》。《风俗通义·声音》解“管”、“柷”、“筝”、“籁”，皆称引“礼乐记”，唯“笛”称“乐记”，“竽”称“礼记”。笛、竽之始见，多有争议，此处尚未发现其它版本或相关资料可以据补缺字（注：参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第283～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月。），或应劭称《乐记》， 就是为了与《礼记·乐记》以相区别。且应劭及其他汉代人所见《乐记》，很难说便是刘向所校定的《乐记》，不能排除汉儒补记一二的可能性。因文献不足征，待考。
    班固说刘德所作《乐记》，所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注：见《汉书·艺文志》，第17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对刘德所作《乐记》，明显评价不高。沈约说“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当是因为见到《礼记》中《乐记》有残缺，又刘向曾上书“陈礼乐”，但因向卒、成帝崩而未行（注：见《汉书·礼乐志》，第1033～1034页。），故而感叹“不用”。以为沈约推翻了自己过去的说法，恐是误解了文意。至于《窦公》章等，由于记文已失，当前难以评说。
    其实，《太平御览》卷一七引有：
    乐记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者；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自居部职也。
    又曰：万物怀任交易，变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既分，精耀出布，庶物生。精者为三光，麄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污中，污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注：见《太平御览》，第86页A，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用上海涵芬楼影宋本复制重印。）。有比较成熟的五行思想在内。而《礼记·乐记》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注：见《礼记·乐记》，《十三经注疏》1531页B～C。），《荀子·王制》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注：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9月。）。则此处之“乐记”，倒可能是刘德及毛公等儒生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所作《乐记》的佚文。
    总之，由儒家诗乐思想发展的源流来看，《毛诗大序》和《乐记》在哲学思想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根据先秦的书籍体例，我们不当以“抄袭”的观点去看待二者。后儒虽然大大发展了诗乐思想，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传承逐渐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