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刘邓率12.4万部队南渡黄河后，鲁西南战役虽伤亡1.3万人，但补充了2.5万解放军战士，加上归建的张才千独立旅（约5000人），南下大别山的部队不会少于13.5万。1947年11月底，华野10纵、中野11纵又护送了一批新兵和伤愈归队的战士到达大别山，这批兵员如以1万计，那么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不包括后来开辟江汉和桐柏根据地的中野第10、第12纵队）应在14万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即白崇禧组织对大别山的大规模进攻前，刘邓野战军已减至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2]（P318）而到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时，野战军只有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刘邓部队此时已不足7万人[6]（P384）。也就是说，大别山半年征战，由于战斗伤亡、被俘、逃亡等原因，部队实际减员7万人以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别山时期我军采取避战方针，所以伤亡并不严重，部队减员主要是因病和逃亡，而逃亡严重是因为斗争的特别艰苦。
    回顾历史，我们还知道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野战部队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第8纵队两个旅约一万人参加外线出击）降为不足15万（包括陈谢兵团）。由此不难想象，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经受了怎样的严峻考验，作出了怎样的牺牲。中原野战军于1948年秋季东进徐海地区参加淮海战役，刘邓等领导人一再表示，中野部队参战，与敌重兵集团进行战略决战是“瘦狗屙硬屎”，为了战争的胜利，中野不惜“倾家荡产”、“破釜沉舟”[4]（P439），豪迈之中透着怎样的悲壮！
    其次，大别山斗争的艰难，还在于大别山的敌情自始就极为严重，斗争形势也最为严峻。
    如前所述，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必然成为国民党与我拼死争夺的重点。蒋介石自始就把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视为心腹之患，下定了必欲除之的决心。刘邓大军一南进，蒋介石就派了23个旅的兵力急起直追，后又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死死纠缠，妄图乘我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我主力击溃，驱逐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党又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以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并委派桂系军事头目、人称“小诸葛”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主持进剿大事。白崇禧到任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刘邓野战军，并依靠其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先占领点线，然后分区“清剿”。当时国民党在全国其他战场都处于战略守势，机动兵力不多，但大别山却集中了庞大的兵力实行进攻战，这就给刘邓所部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刘邓部队原有4个纵队13个旅，到大别山后，每个旅抽出一个团作为地方武装，部队战斗人员实际减少三分之一。到1947年12月上旬，刘邓首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实行分兵方针，由刘伯承率领第一纵队北过淮河，进入豫西地区，所以当时留在大别山的野战部队实际上仅剩6个旅左右，与敌33个旅的兵力相比，处于相当大的劣势，可见战场形势严峻至极。
    再次，大别山的地理特点不适合于我大部队运动作战，势必严重阻碍我战略任务的完成。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山脉重叠、绵亘，使部队通视与运动困难。因此，该地区仅适于游击战争，而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当时，蒋介石也认为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与陕北、山东相比，非常不利于我军作战，却是国民党“陆海军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5]（P131）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土抬着走，行军速度大为减慢。而国民党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特点，却极易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我主力决战。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仅在1947年10月勉力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就再也没有捕捉到战机。解放战争史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粉碎敌之进攻，一般只能靠运动作战来歼灭敌人，国民党军人则靠人多势众，猥集一团，与我打消耗战。我在大别山由于几乎不可能进行运动战，所以大量歼敌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敌人的“进剿”也就难以粉碎，所剩的只能是分散进行运动游击，整天被敌人追着打了。
    另一方面，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对我亦明显不利。位于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在地理上已属于我国的南方地区。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广大中下层指战员都是北方人，他们虽有着适应北方气候作战的经验，但对大别山的环境很不适应。拿当时战土的话说，进入大别山，“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北方大汉，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加上老百姓又不敢接近我军，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几乎天天行军作战，并且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是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有的战士回忆说：“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个饿字。”“空着肚子行军，真是百爪挠心，两眼发蓝。”“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谈不到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土得了夜盲病，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2]（P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