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中央军委鉴于大别山敌情严重，刘邓所部4个纵队难以承担大别山地区艰巨的军事任务，便又调集晋冀豫野战军第10、第12纵队南下支援大别山，该两纵先后于11月上旬、下旬到达大别山区。当时，国民党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即将开始，形势十分严峻。但刘邓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思考，认为大别山地区“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9]（P340）十几万人马的粮食供应亦很困难，因此决定分兵作战，由邓小平、李先念率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进行游击作战以牵制敌人，刘伯承率第一纵队渡过淮河到淮北地区休整，而刚派到大别山的第10、第12纵队以及中原独立旅越过平汉路分别进入桐柏地区和江汉地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次分兵虽与中央军委全力坚持大别山的方针有所不符，但对于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中原形势，避免无谓牺牲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不利于大兵团运动作战，在敌重兵集团进攻下，我无法寻找到歼敌机会，而我6个纵队若全部集中于此，正符合敌急欲与我决战的意愿因而只会徒遭损失，于大局无益。所以，分兵之后，第1纵队进入淮北不但得到了盼望已久的休整并协同当地军队开辟了息县、林泉等10余县的工作，建立了豫皖苏第四军分区，继之又西进豫西，巩固了豫西根据地。第10、第12纵队、中原独立旅进入桐柏、江汉地区，利用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发动猛烈攻势，摧毁敌人保甲统治，歼灭敌地方团队，较快建立起比较巩固的拥有200万人口的桐柏根据地和拥有300万人口的江汉根据地，取得了重大收获。这次分兵在大别山斗争历史上是一次影响较大的战略举措，为下一步的中原逐鹿，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继上述1947年12月的分兵后，1948年1月26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我无法集中作战，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三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于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将所部主力转出大别山的重要建议。
    这又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当时大别山是国共两党瞩目的焦点。我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为实现巩固大别山的既定目标，除一再向大别山增兵外，当时正指挥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连续不断地破袭陇海路和平汉路，并要求两兵团沿平汉路南下，造成直逼武汉之势，以调动敌人，解大别山之围。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多次电示中原三军：认为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发展的全局。[10]（P185）而在1948年1月，毛泽东还在积极部署由粟裕率三个主力纵队渡江南征，调动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以打破中原僵局，并于1月2日、26日两次致电刘、邓要求他们准备在大别山内线歼灭敌人。国民党也下了大本钱于大别山战场，并一再宣称所谓在大别山的“战果”。此时刘邓提出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显然与中央军委历来的方针不符，若如此，政治影响也有所不利。但刘邓从战场实际出发，认为“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而打大的歼灭战，就必须集中兵力即由刘邓、陈粟、陈谢三军联合作战。刘邓在1月26日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几个强师压迫下，刘邓大军是无法集中作战的”。因而建议：若“我们野战军采用宽大机动，或出淮北，或出江汉、桐柏，其利得多……”[5]（P352）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我军最高统帅部和各战区指挥员上下一心和高度互信，特别是毛泽东从谏如流（这一点在后来接受粟裕建议，推迟华野一兵团过江时间，采取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战略一事上表现更为突出），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调整了部署，在中原实行了统一指挥，中原三军在中原局统一领导下，依托豫西和豫皖苏两大解放区，背靠老根据地，准备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而刘邓所部在休整补充（3万新兵）以后，增强了战斗力，并于1947年4月、5月先后进行了宛西、宛东战役，于6月底、7月初协助华东野战军进行了豫东战役，又在7月初胜利进行了襄樊战役，先后歼敌十几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准备了条件。应该说这一局面的取得与刘邓的正确建议有直接关系。
    当然，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考虑，刘邓所部主力转出大别山的时间还是晚了一些，实际上刘邓首长在1947年12月初决定分兵出击江汉、桐柏、淮北时，主力就应该全部或大部撤出大别山，求得休整补充后，在江淮河汉大平原上与陈粟、陈谢实行三军配合，往来机动，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而没有必要与强大之敌在根本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又远离后方、部队供应极端困难、伤病员无处安置的大别山地区转山头，拼消耗。这里主要原因是，中央军委部署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目标到1947年底已经实现，即已迫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防御，解放战争的战略格局已发生根本转变；由于刘邓所部的英勇奋战，顶住了敌人几十个旅的进攻，使陈粟、陈谢兵团得以在豫皖陕广大地区胜利展开并初步建立了两块较大的根据地；山东和陕北的战局已得到根本好转，解放区已大部恢复或正在恢复；到1947年底，我中原三军的战略任务已由最初的调动敌人、牵制敌人转变为大量歼灭敌人。而在1947年底到1948年春，由于刘邓主力深陷大别山，陈粟、陈谢在中原与敌大兵团对峙，双方形成拉锯局面，中原战局处于胶着状态。刘邓在大别山也由掩护陈粟、陈谢变为由陈粟、陈谢全力支援大别山，这对促进全局发展，已失去重要意义。而刘邓主力能提前三个月转出大别山，四个主力纵队的损失也会小得多。如前所述，到1947年11月底，刘邓所部进入大别山后，虽然遭受了不少减员（主要是抽出部分主力建立军区武装和部队自然减员所致，部队战斗伤亡并不大），但1、2、3、6四个主力纵队仍有9.1万人，可以说，部队元气损伤不大（原有兵力12.4万），但到1948年3月，四个纵队就只剩5.6万人，即已减员过半了。
    综上所述，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发生于55年前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战略举措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所至，关乎历史进程。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伟大任务，刘邓所部经受了严峻考验，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团结一致、勇挑重担和为了全局利益而甘愿牺牲自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