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扔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土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部队真是苦不堪言。
    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又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由于以上种种不利条件，致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有的战士回忆说，“进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在这种条件下，部队减员非常厉害，开小差越来越多，有的部队整班整班集体逃跑。刘邓部队转战大别山，部队减员一半以上，战士逃亡是一重要因素，这一状况在解放战争中是罕见的。当年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二团九连连长王崇乐是河南清丰人，他回忆说：“进大别山我们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12个人了”。[21（P238）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三个纵队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6]（P383）一名当年的老战土回忆说：“那天清晨，当我们渡过淮河，听到主力部队的司号员在山上拔号的声音时，我们止不住都哭了。”[6]（P384）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着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10]（P361）
    三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除去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外，还有许多致胜因素和成功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在这一斗争历程中，刘伯承、邓小平和广大指战员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革命责任感和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
    不要后方依托，不靠根据地接济，勇敢地向敌后远距离大规模出击，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异常大胆的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军覆没的命运是非常可能的。刘伯承、邓小平作为我军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几十年作战特别是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使他们对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的极大需求乃至巨大的战斗伤亡都有着深刻的体验。特别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由于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所遭遇的巨大损失，刘邓及其麾下的高级将领或有亲身体验或记忆犹新。所以，野战军领导层对于采取跃进方式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的战略，一直持慎重态度。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几次提出晋冀鲁豫部队出大别山、粟裕率部进军江南的战略设想，都因前线指挥员的恳切陈词和条件不成熟而放弃。刘邓部队发起鲁西南战役后，毛泽东因当时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7月23日致电刘、邓、陈、粟、谭（震林），建议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华野叶飞、陶勇两纵队南渡长江“创立闽浙赣根据地”，[7]（P147）但“陈粟、刘邓均主张仍在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5]（P72）鉴于鲁西南大战后部队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对补入的战俘进行政治教育、补充弹药，亦需要时间，刘邓决定部队于8月15日以后开始新的战役行动。为此7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等，同意刘邓休整半个月后，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毛泽东同时又告诉刘邓：“现在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电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到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3]（P158）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立即复电中央，决定大军“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8]（P339）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9]（P560）刘伯承也指出：“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6]（P103）大军随之取消休整，提前于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
    从上述进军大别山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全军上下在没有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为调动敌人回防中原以解中央和陕北之围而做出的决定。在这里刘邓首长和全军指战员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自觉性，以及为了革命胜利甘愿赴汤蹈火、不避艰险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
    其次是进入大别山后，面对接踵而来的种种困难，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刘邓等野战军领导人充分发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动员全军义无返顾地建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同时，亦将大别山斗争的困难实事求是地告诉广大指战员，动员全军艰苦奋斗、上下一心、勿骄勿躁，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伟大历史任务。为此，刘邓首长狠抓军风军纪，严格执行纪律，以保证全军步调统一和强大的战斗力。针对部队指挥层因畏惧困难而出现的消极避战情绪，刘邓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中，大力进行思想整顿。9月27日，部队在白雀园召开了著名的“不握手会议”，对出现的右倾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严肃批评，使全军统一了思想，焕发了斗志并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去。此后刘邓大军发扬英勇奋斗精神，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大为削弱的情况下，胜利地进行了高山铺战役和张家店战役，并初步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最后，大别山斗争能取得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以坚持，并胜利完成创建江汉、桐柏两个根据地的任务，又最大限度避免了我军的伤亡、减员，这与刘、邓首长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充分发挥高超的军事指挥才干，灵活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实事求是地分析斗争局势，大胆采取适合斗争实际的战略、策略分不开的。
    刘伯承、邓小平戎马一生，既有非凡的军事天才，丰富的实战指挥经验，又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军事指挥上，总是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部署，取得辉煌战绩。他们的政治作风和军事艺术在大别山斗争中也充分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