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中日关系所谓“黄金十年”的第三年即1900年，中国发生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为了镇压义和团并且进一步操纵清政府，从中国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武装攻占了北京。在这次侵略战争中，日本不但派出海军舰艇，水兵由大沽登陆，更派出陆军三千八百多人，从大沽向天津进攻，成为侵略军的主力部队。此后侵华日军增加到八千多人，8月14日攻进北京，北京的整个北城和东城北部成为日军占领区。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和约》，成为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卖国契约。此次日本出兵中国，除先后在天津、通州、北京以及其他所到之处抢劫白银367万两外，又从《辛丑和约》赔款的数额45000万两中分得34793000两。此外，还取得了在中国境内留驻“华北驻屯军”的特权，但日本侵略者并未就此满足，又于1903年10月8日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取得了日本轮船在中国沿海和内河任意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开辟长沙、奉天、大东沟（今丹东西南）为通商口岸，不仅进一步向中国内地，特别是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扩张，并且为准备和俄国争夺东北地区创造条件。
    所谓中日“黄金十年”中的另一件大事，就要算1904年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日俄战争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成为日俄两国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这两个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出动了百万大军，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惨烈厮杀。战争的结局，日胜俄败。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及一切权益，以及南满铁路连同其支线的权利和煤矿等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日本所得的此项利权，经清政府与日本于1905年12月22日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概行允诺”之外，日本又取得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十六个城市开为商埠、改建安奉铁路和鸭绿江右岸森林采伐权等等。这样，东北三省南部实际上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统治。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1906年10月日本在旅顺正式成立的“关东都督府”和同年11月正式成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前者是政府机构，除了对所谓“关东州”实行殖民统治外，还兼有军事权力；后者在名义上是一个民营的企业组织，但实际上却是日本政府官办的庞大经济侵华机构。这两个机构在后来的日本更大规模侵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侵略意图”，这本来是用不着争辩的问题，既然有人说没有，那就只好讲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二
    清末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论者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1901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宣布实行的“新政”，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真诚支持和帮助。清末“新政”，被任达教授赋予“新政革命”的徽号，认为它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大大超越于康有为倡导的戊戌变法，而且也大大超越于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他说：“我认为中国在1898到1912年间的剧烈知识及制度转变不能完全归功于极端分子康有为或革命分子孙中山之流，而应归功于他们的死对头：革命分子想要推翻而保守官员和士绅大力支持的满清政府。”“义和团之乱后，慈禧太后同意保守改革的继续进行，并受到张之洞、袁世凯、张百熙、赵尔巽、端方、沈家本等知名中央及地方官僚的支持。”据任达教授说：“1901年1月29日清廷下诏变法，实施新政。此项由官方推动的新政改革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此项诏书“无论在其含义或结果上”，堪称“与1868年宣布‘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的著名明治五条誓文相类似”。而作为中日关系“黄金十年”重要内容的清末“新政学术革命”和“新政制度革命”，正是全面受益于日本，全面“依赖日本”，“若日本不肯伸出援手或中国对日本的经验信心不足，中国改革的努力将成泡影”。
    《中国新政革命与日本（1901～1910）》这篇论文分为《绪言》、《新政学术革命》、《新政制度革命》三个部分。《绪言》就作者“最新著作”的“结构及内容──非日本不可的新政革命”以及“中日关系中充满和谐和合作”的“黄金十年”作了简要的解释，并且对日本侵华论者的“传统印象”提出了异议。在《新政学术革命》这部分，作者列举了辛亥革命以前十余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的状况；日本人来华充任教师和顾问；日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和作为中国新式学堂教科书将现代知识由日本传入中国；“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现代字汇”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在强调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在“翻译和编辑课本，传播现代教育理论”以及他们“腐蚀封建教育制度，将新生命注入现代教育”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要强调的是中国学生留日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屡次保证、邀请和承诺的结果。日本军方与民间领袖均能信守其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诺言。”“日本不但为中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更提供实际改革上的帮助，协助中国建立新教育制度，尤其是师范学堂的日本教师及顾问厥功至伟。”
    在任达教授看来，清末“新政”中包括改革教育制度在内的“学术革命”，不但是中日两国“友好亲善”的表现，而且是日本对中国无私帮助的结果。
    清末中国有大量的学生留学日本，并且从日本获得和向中国传播近代文化知识，仿效日本改革教育制度，并且也得到日本某些正直人士的帮助，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些局部的或民间性友好往来的事实，并不足以抵消和掩盖更大更基本的事实，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为什么要在甲午战争结束三年之后，“帮助”中国派学生留学日本，此事的来由是1898年4月24日日本迫使清政府保证“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之后，又要求独占福建省的铁路修筑权。日本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在向中国提出这个“补充要求”之前，曾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一个建议：“为了防止因提出新要求而伤害中国对日本的感情，为了表示日本真正关怀中国将来的繁荣与独立，我大胆提议向中国提出以下建议：如果中国决定派遣相当数目的学生到日本，日本愿帮助中国教育他们学习军事及各种实用知识。这会使日本破费一些钱，但毫无疑问将来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日本外交文书》，明治第31卷第1册502页）此后，中日两国的官方和民间文化往来明显增加，而在它侵略中国的《马关条约》体系完成之后，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纷争之中，不失时机地表现出对中国“友好亲善”的姿态，这是符合日本对华政策的整体利益的。任达教授在说到中国学生留学日本问题的时候，盛赞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并称他为“中日研究之父”。然而就是这位实藤惠秀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序言中写道：“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yo）。”并且指出“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五十年，是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11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关于日本人顾问来华问题，有的日本学者指出：“赴华日人顾问是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产物。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日人顾问，是清末中国为自强革新，发展生产技术，进行实际业务指导而招聘的日人专家。”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赴华日人的顾问的形式与内容也有了根本的变化。由最初的中方按需要向日本提出聘请，逐渐演变为日本按实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强行派遣。最后，赴华日人顾问终于堕落为一支地道的保证日本对华政策实施的‘海外特殊部队’。”他们在执行日本对华政策上“扮演着为帝国的‘亚洲雄飞’效犬马之劳的角色”。以上两种不同的论断，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历史实际呢？只要尊重和正视历史事实，恐怕是不难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