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极力主张采用日本政治模式推行变法维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则是康有为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转弱为强，打败中国，就是因为明治维新，实行了新政新法，而中国要想独立富强，最方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取法日本。他说“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地矣。”“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睹前车之覆至险可鉴，若采法其成效，治强又至易也。”他说欧美成为近代强国，经过了三百年，日本效法欧美而成为强国，只用了三十年，如果中国“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 223、224页）康有为不但把仿效日本当作中国转弱为强、变贫为富的捷径，而且认为易如反掌。在“百日维新”前后，他本人和为杨深秀代笔屡上奏折，建议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派近支王公赴日本游历考察；拨出经费翻译日本书籍。而由他编写并向光绪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实际上就是建议皇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制定中国的变法方案。
    1898年初，日本参谋部派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奉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意旨来华，向张之洞游说中日联合，共同抵制“西洋白人”。神尾等三人在汉口会见了谭嗣同。神尾说：“彼我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不意朝鲜一役，遂成仇衅。又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挫衄不可收拾。嗣兹以来，启各国心，危若朝露，每一回首，悔恨何及。然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这是战胜国日本的军部官员对中国维新派民间人士的谈话，战胜国在打败了对手并从对手那里取得了大块领土、大量赔款和特权之后，对战败国表示懊悔和怜悯，并且表示愿意与昨天的对手联合。这显然出于日本为联英拒俄，并“安抚”中国的策略。神尾又向谭嗣同表示：“侧闻湘省风气大开，钻研学政，无任钦迟，尤愿纳交，相为指臂。且振兴中国，当于湖南起点。”（《唐才常集》第151-152页）谭嗣同则表示：“晤日本政府所遣官员三人，言中日唇齿相依，中国若不能存，彼亦必亡。故甚悔从前之交战，愿与中国联络，救中国亦以自救也。并闻湖南设立学会，甚是景仰。自强之基，当从此起矣！夫日本席全盛之势，犹时恐危亡，忧及我国，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98页）谭嗣同的同乡挚友唐才常也在同年4月1日《湘报》的第23号上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的文章，说“中日构衅，如两瞽相遇，而争道不休；两瘖相怒，而色然以斗。伺其旁者，或攫取其衣冠去，莫之觉，此可谓大愚不灵者矣。今日人既愿与我联盟，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生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唐才常集》第152页）谭、唐等人虽然没有忘记甲午之役的奇耻大辱，然而审时度势，也只好联合日本和英国以抗俄国，并且向日本学习“实学”，以救燃眉之急，再图富强之策。唐才常又于1899年11月20日在日人山根虎之助主编的上海《亚东时报》上发表了《日人实心保华论》，不但盛赞日本帮助中国开通风气，培养人才，甚至说这将“成将来二国合帮之局，而杜欧势东渐之一大关棙也。”（《唐才常集》第193页）可见日本军部官员对中国维新志士的游说策动，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而维新派的一些人士也对日本的“善意”充满了幻想。然而，由于戊戌变法以光绪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都门告终，而唐才常等一批自立军骨干人物，也被张之洞杀害，维新派在日本对华侵略天平上的砝码已再无足轻重，再也不与“纳交”联络，而弃之如敝屣。在《辛丑和约》取得了它所要取得的大量赔款、财富和特权之后，就转而去“帮助”、“扶持”清政府实行“新政”了。而经过戊戌、庚子两次流血，取得惨痛教训的维新派中一部分人（如秦力山、毕永年、林锡珪等）也从维新派中分化出来，加入了民主革命的行列。
    以慈禧、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的当权派，当他们扑灭了戊戌变法，扼杀了义和团和自立军，签订了《辛丑和约》之后，又重新登台推行“新政”，确实成了全面仿效日本、照搬日本模式最热心的“学生”。连接不断的官员赴日考察，连篇累牍的奏章条陈，对日本的政教制度，赞不绝口，移植搬用，不一而足。仿佛中日关系真的进入了一个“和谐”、“亲善”的新时期，也就是所谓“黄金十年”。然而，十年“新政”不但未能挽救清朝覆亡的命运，反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新政”连同它的推行者一齐宣告完结。此后直到1945年的中日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可谓有目共睹，耳熟能详，用不着在此多说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把1898年到1907年，或者把1901年到1910年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论据是“新政有资格被称为革命，一项温和革命”。这次“由官方推动”和“一群保守派改革者”所倡导的“温和革命”，本来可以把“曾热切的和中国合作，把中国带领入二十世纪，以便在日渐不友善的世界上互相依靠”的日本和中日关系引进到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可是不幸得很，这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却被“孙中山之流”的革命分子所倡导和发动的革命打碎了。这就是说，阻碍中国进入近代化的，既不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是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如果没有“极端分子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没有革命分子发动的辛亥革命，那么推行“新政”的慈禧、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一班“保守派改革者”就会通过“中日合作”，把“中国带领入二十世纪”。然而，无可奈何的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和清末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却是另一种样子。照任达教授看来，清末“新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黄金十年”的终结，只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和革命以后“中国背弃了它的儒教过去”，这不但破坏了“黄金十年”的中日关系，也破坏了“日本与中国开始使用”的“共同文化”。归根结底，是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引进了历史的歧途。如果这个论点能站得住脚，那么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真要改写了。
    历史有时候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写的。不过这种改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和科学地分析历史的客观进程。倘若不是这样，而把改写者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历史，从而改铸历史，其结果只能走到改写者主观意志的反面。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容许任意摆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