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吸食鸦片法的发明，导致消费毒品的恶习在中国迅速蔓廷，不可遏止，毒品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在鸦片流毒中国史上是一相当重要的事件。由于史籍记载简陋，过去人们对此很少研究，认为是一个“从无查考”的问题。由于无法确切地指出单纯吸食鸦片法发明的时间和地点，只好笼统地说是在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基础上发明的。但是，如前所说，拌合吸食的“鸦片烟”，是把鸦片切成碎沫，放入水中搅匀，然后把切成丝的烟草放入鸦片水中搅匀烘干而成。这种炮制方法如同将香料加入烟丝一样较为简单，吸食工具也不复杂，无需烟灯、烟盘、烟签、烟榻之类。而单纯的吸食鸦片法工序和工具都相当复杂，所以很难想象单纯吸食法是从混合吸食法中直接发展而来的。
    虽然，目前尚不知道单纯吸食法是怎样出现的，但能够证明此法发明于乾隆中后期，盛行于乾嘉之际的文献资料很多。浙江绍兴一位大儒在其《梦厂杂著》中说：“鸦片出海外诸国。……其物如马粪，色微绿，以水浸之，凡三宿三易水，去渣存汁，而先后出者递为高下，微水炼之成膏，如医家所用以敷人疮毒者，分之丸如粟粒，置灯檠于床，持竹筒如洞箫者，横卧而吸。其烟必两人并卧，传筒互吸，则兴致倍加。其烟入腹能益神气，彻夜无倦色。然若连朝不辍，至数月后，则浸人心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则疾作，俗呼为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9]。这里对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煎熬的程序以及产生的社会危害描写得相当准确。此书成于1800年（嘉庆五年）以前，可见单纯吸食鸦片法在乾嘉之际已为人熟知。嘉道之际许多研究鸦片问题的学者，如萧令裕、包世臣等，也都一致认为，单纯吸食鸦片法开始流行于乾隆中后期[10]。
    另外，进口鸦片数量的变化，也可以证明单纯吸食法开始流行于乾隆中期以后。因为，在1765年（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进口的鸦片“不过二百箱”[11]。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单纯吸食鸦片法的发明和流行，国内鸦片需求量迅速增加，英国东印度公司瞄准这个机会，扩大对华鸦片输入，1795年前后达到每年三四千箱的水平。从1765年到1795年，这三十年间鸦片输入量的激增，可以看出单纯吸食鸦片法一旦发明，便迅速蔓延。反言之，鸦片进口量的激增，正好说明单纯吸食法发明并流行于乾隆中后期。
    三  吗啡与海洛因最初输入中国的时间问题
    吗啡（Morphine）由鸦片进一步加工而成，1806年由德国药物化学家F·W·A·泽尔蒂纳分离成功。吗啡用之得当，有助于减轻人的病痛，有益于人类健康；但若用之不当，所造成的毒害比鸦片更烈。吗啡作为鸦片的代用品在中国被滥用，主要途径有二：其一是掺入假戒烟药丸中，诱骗戒烟者上当，成为吗啡的俘虏；其二是用于皮下注射，危害极大。19世纪上半叶，由于生产技术保密，规模不大，生产量有限，主要用于医药，社会危害不大。19世纪下半叶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生产吗啡的能力提高，作为药物被广泛使用，同时作为毒品也迅速向世界各地扩散。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吗啡最初是由鸦片战后来华的外国医生带入中国，虽已无法查考其年代，但目前已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吗啡作为公害在中国最迟始于19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吸食鸦片泛滥成灾，遭到各阶层的反对，许多鸦片嗜好者认识了鸦片的毒害，试图摆脱其控制，到处寻找有效的戒烟丸。一些不法的医生和商人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生产大批假戒烟药丸，以谋私利。假戒烟丸中最初掺入鸦片或烟灰，到80年代中期开始掺入吗啡。有的人服用了含有吗啡的“戒烟药品”，便成为吗啡的俘虏，由吸烟而变为吃药，身体遭受的毒害更加严重。由于吗啡的需要增加，输入量急剧增大，1892年输入的吗啡为15761盎司，1899年为133764盎司，相当于1892年的9倍。这一问题首先引起在华外国传教医生的注意，1890年中国宣教医药学会集会于上海，讨论了设法阻止吗啡大量输入中国问题。会议认为进口中国的吗啡已经超出了正常医药需要量，呼吁反对滥售含有吗啡的假戒烟丸[12]。9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强烈表示不满，指出：“从前戒烟药之中多用烟灰，而今利用吗啡者居多”。
    吗啡被滥用于皮下注射在中国始于20世纪初年。注射吗啡与吸食鸦片相比，方法简单，但刺激性更强。富有的人买了吗啡，自备针头注射，平民交纳三两枚铜元也可以在药栈中注射一次。注射吗啡的风气开始于上海、广州和天津，尔后传染到内地其它城市；先是官僚绅士、富商大贾、歌星JI女，而后传染于寻常百姓之家。中国消费的吗啡，大都是走私进来的，“数以吨计”[13]。由于吗啡被滥用于皮下注射，引起人们反对，一致要求禁止外国吗啡输入。经过谈判，中英于1902年签订《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在第11款中规定限制吗啡来华；1903年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6款也规定限制吗啡及吗啡针剂进口。但这些规定都是一纸空文。
    海洛因（Heroine）是吗啡的衍生物，1898年由德国人发明，由吗啡与双醋酸混合而制成，化学名为底埃西特吗啡（Diacety  Morphine），海洛因是专利注册名，其麻醉效力相当于吗啡的4-8倍。海洛因，又译称海落英，在华北俗称“白面”，在江南称作“老海”。中国人服食海洛因有三种方法：一是按剂量吞服，不很流行；二是将海洛因撒在纸烟头上，拌烟吸食；其三是将海洛因撒放在锡纸上，用火在下面烧烤，使其变为液体，口衔纸筒吸入口腔，以温开水送下。
    海洛因被发明的最初十年，它的毒性尚未引起社会重视，但到1912年海牙国际禁烟会上，正式将其列入禁止对象。海洛因输入中国的时间始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1917年海关首次查获1盎司海洛因，1918年查获364盎司；1921年为5537盎司。这是由于全国禁止鸦片烟达到高潮，鸦片供求紧张，价格高昂，导致对鸦片副产品需求量增加。20年代以后，海洛因在东北、华北相当盛行，北平的“白面房子”--即加工和销售海洛因的场所，成为世界一大丑闻。
    （文章原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1]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2页。
    [2] 萧政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189页。
    [3] 艾药瑟：《罂粟源流考》，见《万国公报》第15年9期。
    [4] 马士著，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7页。
    [5] 蓝鼎元：《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鹿洲初集》卷2，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6] 《大清律例案语》卷50，第45页。
    [7] 《朱批谕旨》第3函，第14册，第23页。
    [8] 秦仲龢译《英使谒见乾隆记实》第57页。
    [9] 俞蛟：《梦厂杂著》卷4，《乡曲技辞》
    [10]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见《海国图志》卷7；包世臣：《齐民四术》11，见《安吴四种》卷35。
    [11] 魏源：《筹海篇》，见《魏源集》第880页。
    [12] 《宣教会会议录》卷首，51页。
    [13]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17-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