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合群”之方 法。革命志士告诉众人应当对“中等社会”实行社会教育。其内容有四：“一日结集特别之团体，二日流通秘密之书报，三日组织公共之机关，四日鼓舞进取之风尚”（21）。就是说，革命者应当通过秘密书报的传播，“会通一团体之情意”，促使中等社会觉醒，鼓起他们进取的精神，结集政治团体，组成统一的领导“机关”。一句话，通过社会教育，使“中等社会”，结成革命的大团体，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广施结集方法为第一义”。
    第四，“下等社会”的“领袖”与“指向针”。当时的革命志士，从义和团起义中得到启发。他们认为：“革命事业之起也，必有中坚”。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是平民党，所以中国革命，也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以“下等社会”为“革命事业之中坚”（22）。孙中山先生很重视下层社会的力量，很早就开始在会党中扩大革命影响，鼓动“下层社会”，“联合大群，团集大力”（23）。基于这样的认识，有很多文章都指出，革命志士应当象俄国的民粹党那样，与农民、士兵、秘密社会为伍，在他们中间做宣传发动工作，使自己成为“下等社会”的“领袖，和”指向针“。但这并不等于填平了二者之间的阶级鸿沟。孙中山这样说过：“我同志必须能指挥下等社会有组织之团体，而后于事有济。不然此等团体固在，我辈一动，而彼等出而阻碍甚妨我辈之进行也”（24）。这里流尽出多么严重的阶级偏见。既然担心“下等社会”成为革命的阻力，也就不可能把“下等社会”真正看做革命的依靠力量。所以，他们对待“下等社会”的态度也是一种，利用。与“保皇党”人相比，差异仅仅是他们愿意成为“下等社会”的“领袖”，愿意在下层社会从事革命发动工作。这里反映出资产阶级中下层感到自身力量不足，想借用“下等社会”力量，而又俱怕“下等社会”的矛盾心情。
    通过以上四方面的论证，革命者明确了“合群”的主体，找到了“统一大群之主义”，掌握了“合群”的方法，看到了革命的借用力量，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群学”。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催促下，1903年留日学生中一批革命志士在拒俄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组成“军国民教育会”。随着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的进一步壮大和革命形势势的发展，“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纷纷回到国内，发展革命势力，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第二个“合群”运动。国内很快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小团体，其中以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三个小团体发展较快，影响较大。1903年，孙中山从实践中意识到知识分子入党的重要性，便抛弃了过去所持“秀才不能造反”的观念，对争取知识分子加入兴中会，“深以为然”。他嘱托廖仲恺先生“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革命形势的发展便把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提上了议事日程。必须把分散的革命力量汇聚起来，已被许多革命者亲身体验到。孙中山先生从兴中会成立十余年的艰难顿挫的历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决心“招集同志，结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25）。他反复向革命志士陈述：“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26），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在黄兴、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进一步联合为革命的“大群”。1905年8月，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正式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总之，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合群”思潮汇合而成的近三年时间里，“中等社会”迅速集合在一起，掀起了第二个“合群”运动，进而组成统一的革命政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然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中下层力量增大是其基本条件，而“合群”思潮财起了催生作用。如果，进一步追溯“合群”思潮的源头，则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也应当有维新人士的劳绩，因为他们是“合群”思潮的先导。
    二十世纪初年的“群学”，与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相比，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1903年以前积极倡导“合群”，扩大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保皇党人，在1900年以后，便开始收缩前进的步子，政治上两面作战，日益保守，逐渐丧失了维新时期的领导地位。而以“上等社会”的“替人”，“下等社会”的“领袖”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则担负起挽救中国危亡的重任。这充分反映出中下层资产阶级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直揭民族主义大旗，召唤“中等社会”合群救亡，振兴中华。在这个思潮的催促下，掀起了第二个“合群”运动。同盟会正是这个“合群”运动的产物，也是戊戌维新时期以来宣传“群学”的硕果。
    注释
    （1）《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第363、308页。
    （2）《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第21页。
    （3）《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土册，第11页。
    （4）《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78-268页。
    （5）《饮冰室合集》文集四，第10一11页。
    （6）《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7页。
    （7）《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第363、308页。
    （8）《饮冰室合集》文集五，第44页。
    （9）《新民丛报》第十六期。
    （10）《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2页。
    （111）《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
    （12）《游学译编》第七期，《与同志书》第87页。
    （13）《孙中山全集》卷一，第282页。
    （14）《游学译编》第十期《民族主义教育》，第7页。
    （15）《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15页。
    （16）《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28页。
    （17）《苏报案纪事》《祝北京大学堂学生》。
    （18）《中国白话报》第九期，4月16日。
    （19）《浙江潮》第一期《国魂篇》。
    （20）《江苏》第三期《政体进化论》。
    （21）（22）《游学译编》，《民族主义教有》第十期。
    （23）（2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61、271页。
    （25）（2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5、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