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元宫，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从事苏共党史、苏联史研究。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建党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欠缺，所提供的经费又来自何处，这些问题鲜有详解。本文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结合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作出考证和阐释。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经费援助的历史回顾
    （一）最初，中共的筹建者们曾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中共筹建时期，筹建者们曾拒绝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向未来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表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就曾经拒绝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有关经费支持的表示，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的相关记述提供了证明。他在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提前抵达上海之后，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马林向李汉俊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经费支持，而李汉俊则回绝了马林的这一要求，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并且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照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①。
    不仅李汉俊做过此类拒绝，陈独秀最初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包惠僧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会晤陈独秀，陈独秀曾向他解释了他为什么力主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②。
    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等人对外来经费问题上态度的改变，是1921年8月下旬陈独秀等人从上海法国巡捕房获释之后的事。8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返沪，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同当时在他家作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一篇文章中记述了马林为他们获释所作的努力：“出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③。张国焘也记述了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况：“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④
    （二）共产国际对建党前的中共早期组织的经费支持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⑤。张这里所说的“威金斯基”是指代表共产国际于1920年4月率工作组抵达北京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1920年6月，维经斯基工作小组持李大钊的介绍信抵达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⑥发送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⑦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⑧。维经斯基的汇报证明他的工作组在上海的工作很有成效，同时也透露了工作小组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经费，这客观上也就是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经费支持。因此，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已经在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