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提供经费支持
    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部分经费支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费”⑨。包惠僧回忆材料中的相关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⑩；“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11）
    中共一大后，特别是获释的陈独秀开始真正履行中央书记一职之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提供经费援助了。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报告，报告对自他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至1922年6月这段时间中共各方面工作情况作了汇报性总结，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12）。在同一天写给曾于1920年4月来华、1921年春回国后在共产国际具体分管中国事务的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说：“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13）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14）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收支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15），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16）。
    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特点
    要精确地统计出在中共建党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拨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预算拨付
    比如，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活动经费所做的预算中，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万金卢布，平均每月支出额为1000金卢布，具体包括印刷、出版报刊费用31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费用37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差旅费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17）。但实际拨付中共的经费大大超出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维尔德在1923年7月26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18）维尔德在这封密信中所列举的“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这些都不是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为中共所做的1923年活动经费预算中所包括的支出项目。
    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金呈交给国际执委会的一份书面报告也证明了经费拨付并没有按照预算来施行：“国外工作的拨款……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当然，预算是有的，但是每项预算只有在具备明确的内容，也就是工作本身有严格明确的方案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上面这一点没有做到……应当承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组织方面的开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不会为保持稳定，哪怕是出版工作的稳定留有余地……”（19）
    （二）个别工作人员的粗心，造成一些款项成了糊涂账
    有时，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粗心或不负责任，导致少数汇款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也没有指明款项的用途，致使收款人困惑，费解。比如，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2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21）此类糊涂账显然增加了精确统计共产国际向中共所提供经费的难度。
    （三）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
    除了共产国际，后来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经费支持，不过这些组织提供的经费一般比较少。比如，1925年8月5-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22）。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致信维经斯基，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钱来”（23）。这份档案文件表明了两点：一、共产国际给中共提供的经费援助往往滞后；二、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除了共产国际之外，赤色职工国际，即该信中所说的“红色工会国际”也向中共提供了经费援助。正因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所以要精确地统计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数是比较困难的。
    （四）经费时常被挪用、救急
    有时因为中共经费过于紧张，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致信维经斯基：“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24）再比如，1922年11月7日，越飞在一封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到了他曾交给李大钊一千元的情况：“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唐山矿工罢工已证明了这一点。上百个地方向我索款支援罢工工人，虽然我们已商定只把款交给共产党，但是从共产党那里我未得到任何消息。后来情况严重时，我给了李教授1000元，我们的任务是再筹措400元。”（25）这里所说的“李教授”，笔者认为应该是指李大钊。此信表明，当时应当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往往会被拿去救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