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来源于何处
    众所周知，为了推进世界革命，1919年俄共（布）主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向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供的经费来源于俄共（布）和苏俄政府。那么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又是从哪里获取可以兑换成高额现金的珠宝、钻石等珍宝的呢？
    苏俄政权初期发起过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运动，这一运动使苏俄政府拥有了大量的珠宝、钻石等珍宝。1922年3月19日，列宁就没收教会珍宝一事给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密信中这样阐述没收教会珍宝工作的真正目的：“我们务必要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有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斗争的胜利必然全部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36）。当时，列宁认为此时是夺取教会珍宝的难得机遇。爆发大规模饥荒的特定时刻比较容易夺取教会的珍宝，因为在这个特定时刻以赈灾的名义夺取教会珍宝容易被广大农民接受和拥护，而事实上，列宁力主夺取教会珍宝的真正目的则在于利用这笔几亿甚至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开展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经济建设”，“夺得为我们今后几十年所必须的阵地”。为了保密，列宁在信中强调“请绝对不要复制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员（包括加里宁同志）在此件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请莫洛托夫同志设法今天就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员传阅（不要复制抄件），并请他们阅后立即退给书记”（37）。很长时间里，这封密信一直被封存在档案馆里，几次出版《列宁全集》均未收入，直到1990年即苏联解体前一年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于世。
    俄解密档案文件表明：没收教会珍宝行动成效很大。仅自1922年3月3日至4月8日从科斯特罗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没收的珍宝就有：赤金，36俄磅。白银，12普特29俄磅19左洛特尼克77多利亚。钻石，135颗。小钻石，276颗。金刚钻，33颗。珍珠连同衣饰，8俄磅85左洛特尼克25多利亚。珍珠散粒，658颗和3颗分成两半的。紫晶，17颗。宝石，112颗。石榴石（维尼斯），27颗。纯绿宝石（祖母绿）184颗和祖母绿1颗。大圆珍珠，116颗。石榴石，26颗。黄玉，39颗。红宝石，27颗。绿松石，1036颗。贵榴石，12颗。水晶，4颗。深红色宝石，49颗。光玉髓，5颗。尖晶石，118颗。碧玉，2颗。飞轮，1只。卡菲姆珠宝，1颗。兽铗，1只。珍珠贝，2颗。蓝宝石，1颗。海蓝宝石，18颗，等等（38）。以上只是对科斯特罗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教堂一处没收的珍宝情况，1922年3月苏俄政府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亚、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等城市掀起了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直到7月份，这场没收珍宝运动仍在狂热地进行着，比如，普斯科夫省仅1922年7月11日一天的没收行动就夺得如下珍宝：黄金制品39俄磅27左洛特尼克83多利亚；银制品206普特27俄磅43左洛特尼克24多利亚；1010颗珍珠和其他贵重宝石，其中祖母绿33颗、红宝石33颗、金刚钻641颗、黄玉17颗、宝石6颗、紫晶159块、蓝宝石3颗、贵榴石18颗、碧玉4颗、绿松石33颗、光玉髓4颗、石榴石9颗、月长石1块、珍珠14颗和1922年版金属货币18.5424万卢布（39）。
    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使苏俄政府的国库充实了巨额珍宝，这不仅为苏俄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经费支撑，而且为世界革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为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援助。
    五、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
    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于筹备建党时期及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中共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毋庸置疑。没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立刻就会陷入停顿或者瘫痪。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40）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41）。
    这里要指出，接受外援的同时，中共从没放弃自筹经费的努力。比如，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也筹集到了1000元；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罢工中，京汉铁路工人遭受了军阀吴佩孚的屠杀，五十多人被害，三百多人受伤，在努力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专项资金的同时，中共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42）。
    苏俄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进“世界革命”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列宁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的一番话充分反映了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43）。显而易见，此时苏俄领导人是将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正是从世界革命这一根本战略出发，俄共（布）倡导成立了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共产国际。因此，尽管苏俄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其自身也比较贫弱，国内各项事业亟需经费的投入，俄共（布）仍然向共产国际及其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支持。为了获取经费，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