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面世后，学界同人续有评骘，二三朋辈复加讨论。对北魏前期或魏晋以来北部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关系，此书所探可谓提纲挈领，值得反复回味。本文欲就田先生此番研究的背景与成就有所归约与申说，更欲就田先生提出的问题有所发挥与探讨，希望能有益于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一项困难重重而意义深远的研究
    有两种史家，一种是没有洞察力的史家，一种是有洞察力的史家，田先生是有洞察力的史家。有两种研究，一种是由简而繁穷其枝叶的研究，一种是举重若轻明其要津的研究，田先生的研究总是能举重若轻化繁为约。有两种著述，一种是消除了许多问题的著述，一种是提出了许多问题的著述，田先生的《拓跋史探》，就是后一种著述。
    此书所探乃拓跋早期历史（注：所谓拓跋早期历史，指天兴元年道武称帝以前的拓跋部族史，亦即田先生说的拓跋的“开国前史”。），诚如田先生所述，这是中古史上一个著名的“模糊区域”。而所谓“模糊”，一个重要的由头在于拓跋早期史料甚少又争议颇大。即就魏收书而言，《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元魏史》叙述了北魏国史的文本递嬗关系，其中有关拓跋早期历史的记载，源头多在道武帝时邓渊编纂的《国记》。而《国记》的可靠性向有三大疑问：一是拓跋部族早期并无文字，先世之事只有口耳相传之说，其中必多神话传奇之类，据此修成的《国记》自亦难为信史。二是道武帝开国规模而编修《国记》，本有浓厚的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之意，也就不免会据其现实要求而附会造作。三是《国记》在太武帝朝续修时又掀起过巨大波澜，主持修史的崔浩及连带诸臣因暴扬“国恶”而被族诛，其中违碍之处复经涂抹删改。因而拓跋早期史事，从其口述史的源头到成文史的最早两次编修，就已决定了其内容的扑朔迷离和疑团重重。近世史家精博者如吕思勉先生曾言：“拓跋氏之初，盖亦匈奴亡后北方鲜卑之南徙者。其后得志，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史事之真，为所蔽者久矣。然即其所造作之语而深思之，其中真迹，固犹可微窥也。”故吕先生一方面引《序纪》所述远祖迁徙之迹及神元以来史事，以证拓跋早期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指出：《序纪》“云（成帝）统国三十六者，四面各九国也；云大姓九十九者，与已为百姓也。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宣帝，又七世至献帝，再传而至神元，凡八十一世，九九之积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世，三与五之积也。九者，数之究也；三与五，盖取三才、五行之义，比拟于三皇五帝。无文字而能悉记历代之名，而世数及所统国数，无一非三、五、九之积，有是理乎？”（注：上引文皆见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上册第三章《西晋乱亡》第八节《鲜卑之兴》。）吕先生以三、五、九等数及“无文字而能悉记历代之名”为无理，固是不熟悉民族学材料的误断（注：在各族早期史诗或歌谣的叙事范型中，涉及数字时往往都有一套“定数”，我国古代则三、五、九等皆是这类定数的构成元素，直到现代如“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的“九”，亦是。故这类数字所指之数固非史实，但其在有关史诗歌谣中，却是无比真实的。）；但以民族学家而精研民族史的马长寿先生，也说，《魏书·序纪》“本是根据‘人相传授’的传说写成的。任何一种传说，其中必然是有真有伪。史学家能够下一番辨别真伪，留真去伪的工夫，拓跋鲜卑的原始真实面貌，仍然可以使它大致恢复起来。”（注：见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四章《拓跋鲜卑》一《拓跋鲜卑的起源和迁徙》。）除少数持论极端者外，吕先生和马先生这种观察角度虽有所不同，然对《序纪》内容皆有信有疑，在大量狐疑问视其为大体可靠，许多史实又难确证的看法；业已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拓跋早期史料上的模糊程度，以及欲治拓跋早期史的现代学者，在基础史料上所面临的僵局。
    若仅仅是模糊，倒也罢了，因为模糊和未知的区域是无穷无尽的，人类决无可能、也无须狂妄到要逐一去“以有涯济无涯”。问题在拓跋早期史这个模糊区域，对中古史研究来说十分重要，必须将之纳入考察的视野。这种重要性，主要当然是来自于北魏这个拓跋部所创建的北方王朝。要之，北魏一朝既是永嘉以来北方地区自乱而治的转折点，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具有关键的承前启后地位；也是自汉至唐社会变迁过程中，许多问题从纠结爆发至舒展缓和的关键时期；更是阿尔泰语系各族第一个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的王朝，是北方草原部族与中华民族关系史上的一座极其重要的界标。（注：我们这里说“北方草原部族”，当然不是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一书《序言》所说，“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草原地带”，亦即Eurasian Steppes上的所有部族，而只指中国北部的草原部族，具体兼指阿尔泰语系中的通古斯、突厥、蒙古语支各族而言。）而所有围绕着这三点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问题，都必须深入到道武帝以前拓跋部族的发展史中，来求得很大一部分解释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