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安贫贱与求富贵的冲突
    处于贫贱地位的农民，一般说来他们只要能勉强生活下去，都很安于现状，并没有改变自己地位的要求。可是封建结构虽然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发生激烈的变化，但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在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盘剥下，农民的地位常常会日趋恶化，发展到无法再生活下去的极限，这时农民就会发生动荡，他们为了求得生存而起来造反。只要农民起义了，他们的目的就不再是维持贫贱的地位，而会要求富贵。从安于贫贱到追求富贵，这也是农民战争中的一种文化冲突现象，它对于农民战争的发展和结局，起着重要的作用。
    农民是小生产者。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希望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不愿卷入商品经济，不愿扩大再生产；小生产者在政治上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权，能维护政治的稳定，但他们自己对政治是淡漠的，并不想参与政治的纷争。所以在封建社会农民的地位虽然是贫贱的，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最底层，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却乐于接受这种状况，并不想改变自己的地位。
    促使农民起来要改变自己地位的是外力，是外力对现状的破坏。这种外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统治阶级的盘剥，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农民无法维持现状了，因而就逃亡，就起而反抗，另一个是天灾，是长期的旱涝和虫灾，造成了农业生产的破坏，农民无法再生产和生活下去了，因而去逃荒，去四处觅食，最后引发了反抗行动。农民反抗自己贫贱地位的行动，都是在外力的促进下产生的，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小生产者是不会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
    当外力迫使农民起来走上反抗的道路后，一部分农民的追求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会从安于贫贱而升华为追求富贵。这对农民来说不是一种堕落，也不是什么“蜕化变质”，而是他们走上政治舞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显示自己力量的一种表现。农民从安于贫贱而走上追求富贵，这是一种解脱和进步，应当予以肯定。
    如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王莽的暴政。他们起义之初，只存在于打家劫舍、向地方豪强抢夺钱财粮食的斗争水平上，并没有“攻城徇地”追求富贵的打算。后来起义军发展壮大了，感到应该提高斗争水平，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因而才先后建立了“更始”和“建世”政权，分封了一批农民起义将领为公为侯。开始从安于贫贱，只敢“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⑨的情况，发展到追求富贵，也要称王称帝了。
    这种升华当然是一种进步。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象绿林、赤眉起义这种起义后的一段时期内，农民仍无追求富贵的意识就比较少见了。大多数都是起义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追求富贵的目的，不但起义领袖称王称帝，大批起义将领为侯为将，一般参加起义的农民也都趁机抢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很快就变成了新的富人。如明末农民起义之后，一些地区出现了“贫儿陡成富室，贱隶远冒华宗”⑩，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可是也应该看到，这一升华的出现，也同时为农民起义军带来了新的问题。当农民都是为反抗统治阶级的欺压，或者是为了求得生存而集聚在一起造反时，大家还只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而并没有求富贵的愿望，所以彼此还是平等的，不会因为所得富贵的不等而发生矛盾。当大家求富贵的愿望强烈起来后，就会因为分配地位和钱财的不均而产生矛盾，甚至会彼此分裂屠杀起来。绿林、赤眉军在未建立政权时，内部还比较团结；可建立政权之后，就因为富贵分配的不均而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更始”政权建立后，赤眉军首领樊崇曾带二十多位将领去祝贺，但“更始”政权只封樊崇等少数几个人为列侯，对其他的起义将领未做适当的安排，因而他们就另建立“建世”政权，分封一大批有功将领为列卿。结果形成了两个农民起义政权的对立，它为刘秀趁机建立东汉政权创造了条件。
    农民起义之后，农民起义军强化了求富贵的意识，这是农民起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虽然激化了起义军中的矛盾，有时会削弱起义军的力量，但从总体上看，它加强了农民起义军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意识，有利于推翻腐败的王朝。因为农民强化了富贵意识后，他就会把自己取得的利益，与农民起义军的成败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起义军成为一支打不散的军队。而在农民起义军没有强化求富贵的意识之前，起义军往往缺乏内聚力，一吃败仗就会逃散。历史上一些忽聚忽散的流民起义，就是因为没有建立求富贵的意识而造成的。
    把农民安于贫贱，当成是一种革命的思想，而把农民求富贵的意识，说成是封建统治者的毒害，是农民蜕化变质的一种表现，这种传统的观点恐怕很值得重新研究。
    农民起义后，是推翻原来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农民起义的将领都变成新王朝的权贵好，还是农民起义失败了，一批将领被屠杀，起义农民仍然被投入贫贱的被欺压的地位好呢？在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别的选择的情况下，当然是前者要好。农民起义要想取得胜利，不强化求富贵的意识，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争天下的核心，是很难成功的。农民求富贵的实现，当然是成为新的统治者，成为新的权贵和地主。农民的这种追求和动力，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可耻的，可是在历史上它却是现实的和进步的。参加农民起义的农民，如果没有当新王朝的帝王将相，没有当地主的愿望，在当时不能算是有觉悟的农民。
    安于贫贱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美德，这在封建社会一直是被颂扬的，可是难道农民就不应该追求富贵吗？追求富贵本身就打破了宿命论，会激起矛盾和竞争，这虽然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不利的，却可以促进社会的前进。所以农民求富贵的意识越是强化，社会就越具有活力。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缓慢，资本主义的萌芽最终没有能突破封建束缚，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从而代替封建主义，其原因固然很复杂，但农民安干贫贱，缺乏追求富贵的意识，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竞争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而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又是以文化领域的竞争为其先导的。农民战争所以在总体上说推进了社会的前进，就是因为它不仅是一场政治的竞争，也是一场文化思想的竞争。可惜的是农民在文化思想上比之地主来说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他们虽然有时在政治上战胜了地主，但在文化思想上又不得不接受地主的影响，所以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新王朝，常常又不得不抛弃自己宣扬的“异端邪说”，而恢复传统的思想文化。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农民的悲剧！
    注释：
    ①《汉书·食货志》
    ②《史记·项羽本纪》
    ③《史记·高祖本纪》
    ④《资治通鉴》卷110
    ⑤《晋书·孙恩传》
    ⑥《晋书·卢循传》
    ⑦《华容县志》卷2
    ⑧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辩》卷31
    ⑨《后汉书·刘盆子传》
    ⑩乾隆朝《长治县志》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