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创建的。80年代以后，方有论著指出孙中山在1910年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的事实。因记述简略，未引起广泛注意。中华革命党究竟起源于何时？它的发展演变状况怎样？摸清这些问题，对进一步了解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以及其他相关问题都有助益。
    一
    在辛亥革命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革命党”是口头及书刊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名词，作为泛称，它的意思相当于革命者、革命派，有时也是民主革命团体的同义语。而与革命党实际含义相同的中华革命党，用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团的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过去一直无人深究。进入80年代，在新出版的史学论著中，有的认为初见于1910年孙中山在美洲及南洋改同盟会分会为中华革命党。然而，就笔者目前依据有关记载形成的初步看法，中华革命党出现的时间还应推得更早。
    1903年9月，孙中山由日本到达檀香山，先后在希炉及火奴鲁鲁建立了革命团体。其名称，史料记载不一。如冯自由在所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说：“会名不用兴中会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而当年在檀香山协助孙中山创立革命团体的毛文明，却在《纪癸卯总理重至檀香山事》中回忆：“未署兴中会名义，而总理则称为革命党。”这里提到孙中山所称革命党，作为特指的革命团体名称，当是中华革命党的简称，犹如将中国同盟会称作同盟会一样。希炉及火奴鲁鲁所建革命团体究竟是称中华革命军还是中华革命党？查孙中山于1903年12月复同志信中说：“弟今在檀香山，已将向时‘党’字改为‘军’字。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结合相关记载，信中所说“军”字当指此前11月在希炉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军。据此，冯自由之说当为可信。信中所说“党”字，从语法逻辑上讲应指中华革命党。另外，信中既明言“军”是由“党”改称而来，那么，中华革命党的创立无疑是在中华革命军之先。至于中华革命党最初是在何时何地创立的，尚未得见确凿证据。但依此前孙中山的行踪与其间的活动表现，以及对孙中山1902年在越南河内发展组织时就已使用与后来的同盟会一样的十六字誓词的记载，中华革命党的创立当在1902～1903年之间。剩下的问题是，将“党”改“军”以后，“党”的名称是否不再使用？换句话说，毛文明说称革命党是否于史有征？对此，还需进一步寻找旁证方能回答。就辛亥革命时期几个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光复会来看，其日常活动经费一般以会员交纳入会费或平均分担的方式来解决，而巨额经费的筹集，则要以发动起义或实行暗杀之名感召华侨踊跃捐献。所以，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常以“起革命军”为由，或直接以某某军的名义募集革命经费，发动领导武装起义。如陶成章1908年夏曾拟组织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同年冬去南洋便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筹款，同时又在收款凭单上加盖浙江同盟分会印章。再如，孙中山于1910年在美洲及南洋重建中华革命党，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华南起义，次年7月，他即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在发布的筹饷约章中署“中华革命军发起人孙文”。而在同时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票上，则“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与“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联衔并署。与此可见，中华革命党和中华革命军两种名称并行不悖，前者是本称，后者是用于军事事务时的改名。所以冯自由与毛文明的说法均可成。孙中山在檀香山为什么改“党”为“军”？一是为了“记邹容之功”。因为孙中山来檀时曾携来邹容《革命军》一书，在当地华侨中宣传革命，影响很大。孙中山想借助邹容《革命军》的巨大宣传效应，来扩大革命团体的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借此名义募集起义经费。有实物证明，孙中山在当时确曾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发行一美元与十美元两种面额的军需债券，其上写明：“本军成功之日”，见券即以十倍价值偿还本息。
    与以前兴中会相比，中华革命党及其改称的中华革命军，在誓词及加盟仪式上均有重要变化。前者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后者誓词则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入会仪式上，前者为由主盟人宣读誓词，入会者以左手置于《圣经》之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后者为“发誓者举右手，向天当众宣读誓词；施誓之人，面发誓者立，亦举右手为仪。”（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后者的誓词及入会仪式与孙中山1905年在欧洲组织的革命团体和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基本相同。孙中山为什么将他组建的革命团体改名中华革命党，而不继续叫兴中会？有主观爱好，更有客观原因。首先，随着革命实践的增加，思想认识的深化，孙中山对他以前所创立的兴中会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不广、成员素质不高、外表具有改良色彩的秘密小团体，已不满意，故有1899年秋与梁启超在日本多次协商联合组党之事。特别是1900年10月惠州起义失败，与以往不同的是，“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5页。）目睹如此大好革命形势，孙中山深受鼓舞，壮怀激烈，“即有意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8页。），愈发对扩大兴中会失去热情。所以，从1900年10月到1905年秋天，孙中山“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1页。）此种迹象表明，孙中山正在盘算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以代替兴中会。中华革命党的创立就是孙中山深思熟虑并付诸实践的结果。其次，孙中山自称“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2页。）对“革命”情有独钟。1905年7月，孙中山曾提议把即将在东京成立的革命团体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后来在开会讨论通过时，去掉革命二字，定名中国同盟会。而后他仍不能忘情“革命”二字，在文件及演讲时依然喜用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名称。革命党的名字，更被孙中山看作一种光荣称号。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见日本报纸称他为中国革命党首领，认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页。）从此以后，革命党、中国革命党便成为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的一种自称和他称，在社会上逐渐流传开来。中华革命党在实含义上与革命党、中国革命党相同，所以被孙中山选中，先后三次用作他组建的革命团体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