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中华革命党的名称便沉寂无闻。时隔多年以后，革命斗争的需要又使孙中山重新作出建立起中华革命党的选择。（注：孙中山在1909年11月复张继函中称：“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其中所谓革命党本部，应为中华革命党本部。孙此说若属事实，则中华革命党已于1907年重建。只是此说尚未见有史料证实，也许是孙中山在回答张纪信中要求他辞退同盟会总理时所说的气话。）
    1910年2月，孙中山将美国旧金山进步青年组织少年学社改组为中国同盟会分会，同时，又将同盟会盟书改名为中华革命党盟书。参加者称中华革命党党员。随后，檀香山、纽约等地也照此仿行。在具体办法上，后者与此前有一点不同的是，因为参加者人数太多，故将手写盟书改为“将盟书印就，联盟者只填写籍贯及其姓名日子。”（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54页。）根据孙中山书信，当时在檀香山参加者极为踊跃，一个多月中达八百多人。孙中山本想乘此时机到美国各地进行宣传，发展组织，但因中国内地革命形势高涨，为便于就近指导，他于6月去了日本。孙中山走后，美洲各地改建中华革命党的情形未见史料反映。1911年春，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发表《中华革命党三民主义》一文，声称“中华革命党总机关虽设在外洋，而党事之发达尤以内地各省为最盛。”（注：1911年3月8日槟榔屿《光华日报》。转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第146页。）从中得知其时中华革命党名目尚存。孙中山到达日本后，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不许他久住。他只好改变计划，前往南洋，于7月19日到达槟榔屿。孙中山到达槟城后，南洋支部也由新加坡迁来。此间，孙中山着手改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的工作。一方面“通告南洋英荷两属，令仿美洲党员新例，将盟书内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5页。），一方面以《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为蓝本，制订了新的章程。孙中山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的通知发出后，曾使一些同盟会员，其中包括邓泽如等一些分会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不断有人向孙中山来信询问原委。据孙中山称，自改换盟书和修订新章后，参加者很多，情况似乎不错，但为时不久，孙中山即遭当地殖民政府驱逐，被迫于12月6日前往欧美筹款。改建中华革命党“为日无多，事实上未易实行。”（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5页。）
    孙中山既然将中国同盟会会员改名中华革命党党员，又对誓词及章程作了重要修改，按说已与原来的同盟会大不相同，但孙中山为了借助同盟会的现成组织和广泛社会影响扩大阵势，也为了避免同盟会内部再起轩然大波，对外依然称中国同盟会。而且事前既未与东京同盟会诸人商议，事后也没有向东京同盟总会说明，更没有向国内各分会通报，实际上处于保密状态，致使东京同盟会及国内各分会毫不知情。
    为什么要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按孙中山当时给南洋各分会的解释，是为了“名实相符，且可避南洋各殖民地政府之干涉。”说法英两属地在1908年容纳河口起义退入其境的革命党人，等于已公认革命党为政治团体。“若同盟会之名，在各殖民地皆未注册，彼官吏可视为私会，非如革命党之名有案可稽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7页。）孙中山上述解释，实际上都很勉强，至少不是主要理由。第一，中国同盟会与其所实行的革命宗旨并不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何况，既然改称中华革命党是为了名至实归，那么，改正之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保持同盟会名义？第二，中国同盟会在南洋亦属秘密团体，不可能申请注册。法英殖民政府虽勉强容纳河口起义后流亡入境的战士，也不等于承认革命党为政治团体。第三，如果说，南洋改名是为了避免法英荷各殖民地政府的干涉，为何在被孙中山称为“结会联盟，皆无所禁”的美国却在南洋之前改称中华革命党？可见，孙中山改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别具原因。
    孙中山重建中华革命党的第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与东京同盟会诸人激烈的矛盾冲突。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的全国性革命组织，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上存在严重缺陷，从根本上为同盟会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加上身为总理的孙中山，长期与华侨及会党交往，与青年留学生接触时日尚浅，对某些问题处置失当，所以在同盟会成立不久，他便与其中一部分人发生矛盾。1907年春，孙中山与黄兴爆发激烈的旗式之争，接着又因接受日本人赠款问题与章太炎、谭人凤、宋教仁、张继、白逾桓等更多的人产生分歧与隔阂。在孙中山、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后不久，惠州起义又告失败，为留在东京的一些人反孙提供了口实与时机。他们便乘机掀起反孙风潮，开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担任。（注：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360页。）这一风潮虽在刘揆一、黄兴等人的劝解下平息下去，但对孙中山的思想感情刺激很大，从此，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及民报社等产生反感和不信任。如1907年9月，孙中山宁愿将在日本购买武器一事委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也不肯让东京同盟会中人与闻。（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43页。）1908年秋，为适应南洋地区同盟会分支机构蓬勃发展的需要。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新加坡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并新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与东京《中国同盟会总章》相比，分会总章在内容上有许多新的改动。如前者规定：“各支部皆须遵守本部总章，其自定规则，须经本部议事部决议，总理批准，方得施行。”而后者只规定：“本会各等规则专条，总以不违背支部号召及本会章程为范围。”等等。分会章程不仅增添了不少不符合总会章程的新条款，而且自始至终不提东京总会及与东京总会的隶属关系，更不呈报东京总会审议通过。从中隐然显露出孙中山抛开东京同盟会在南洋另建革命指挥中心的意图。同时证明，陶成章、张继等人所指“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6页。），不是空穴来风。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不议不论的冷淡态度，加上日本政府禁止孙中山入境居留的客观限制，使东京同盟会长期主持乏人，群龙无首。从1907年下半年起，东京同盟会机关就开始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原来的骨干分子自行其是，各谋发展。1908年9月，陶成章携带章太炎所印民报社股票数百张到南洋筹款，希望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协助。殊不知此时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及由章太炎主持的民报社早已失去好感。陶成章与章太炎交好，此次又携带民报社股票前来招股，并要求孙中山代为筹款，自然不会得到孙中山的应允。加上当时河口起义失败后流亡新加坡的数百名战士生计困难，亟需周济安排，于是孙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8页。）使陶成章大失所望。无奈中，陶成章转向时任南洋支部长的胡汉民求助，要求他出具介绍信，以便自行前往各埠募款，又遭到多方阻难。陶成章筹款不成，生活也陷入困顿，一腔悲愤转化为对孙中山的不满。他联合在南洋华侨中颇具影响的李燮和及其他一批人，共同反对孙中山，并起草了东京同盟总会驻南洋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携归东京，与章大炎等一道要求总会议决“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注：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177页。）此要求遭到主持总会会务的黄兴及谭人凤等人的拒绝后，章太炎、陶成章便向海外华侨及同盟会各分支机构寄发信函传单，对孙中山进行攻击。其时，孙中山遭南洋殖民政府驱逐后正经欧洲前往美洲筹款，知道这一情况后，悲愤交加，认为“从外人视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可为浩叹。”（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8页。）然而，经过十余年艰难困苦革命生涯磨炼的孙中山，并不为此灰心丧气。他一方面函托在巴黎的吴稚晖和在东京的黄兴组织对陶成章、章太炎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另一方面则下决心“从新组织团体”（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7页。）。于是，孙中山到达美国不久，便有改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的行动。
    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从同盟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及内部纷争中，深感组织上的松散，严重妨害同盟会的革命领导职能的发挥，必须加以纠正。留日学生是东京同盟会的主体骨干，在他们身上，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性和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优点是忧国忧民，富有牺牲精神，眼光敏锐，与时俱进。其缺点也不容忽视。坐而论道、恃才傲物、心胸狭窄、自由散漫等历来就是中国文人的弱点，当时的留学生因受西方自由民主学说及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滋长着一种极端张扬个性、摆脱任何束缚的价值取向。在与人交往或团体活动中，他们往往自以为是，言行偏激，负气使性，不近人情，不顾大局。作为团结带领广大进步知识分子进行艰苦革命斗争的领袖和政党，如何发扬知识分子的优点，抑制其弱点的膨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盟会在这点上几乎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参加者一旦填过盟书举行过入会仪式之后，便再没有切实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仅靠革命理想和道义来指导各人的行动。会员不履行义务，甚至损害团体利益，“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注：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360页。），必然影响到革命队伍的步调一致及革命领袖的权威，进而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1910年5月黄兴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教训时说：“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他由此得出结论：“若欲缩短革命时期，以速其成功，即军政府初成立时，亦当如是。”（注：湖南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68～69页。）表达了他作为革命领袖，面对“吾党散漫之态”希望加强纪律约束的愿望。1911年7月，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在总结同盟会武装起义屡起屡蹶的原因时说：“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注：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10页。）对上述缺陷感受最深的当然是孙中山，他说：“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鞣。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2页。）这虽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总结教训时所说的话，但其中包含了他在同盟会时代的切身体验。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孙中山在1908年秋订立《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时，特在其第十三款规定：“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具体办法是：八人为一排，三排为一列，四列为一队，四队为一营。孙中山先生在此条款后批示：“此条请即施之实事。”接着又在后面指示：“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93页。）时隔二年后，孙中山在南洋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时，对《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进行重新修订，条规多有变更，却依然保持这一条款。他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强调指出：“最要者为十三款，务望切实举行，将新旧人员编为排列，则团体可以固结矣，否则仍如散沙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8页。）这充分表明孙中山对加强党员的领导，搞好革命团结，提高战斗力是多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