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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重建中华革命党的第三个原因，是随着他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加深，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丰富，他对中国同盟会政治纲领的表述已感不满。自1903年以来，孙中山一直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他所创立的革命团体的政治纲领，但在发展组织过程中，平均地权的提法却多次遭到质疑和反对。如1905年春，孙中山去欧洲留学生中组织革命团体，有人因反对誓词中“平均地权”一条拒绝入会。1905年7月，在讨论确定中国同盟会宗旨时，同样又“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删去此项。”（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2页。）经过孙中山耐心解释，宗旨虽获通过，但持类似认识的人仍然很多。直到1907年9月，共进会成立时，“以同盟会盟书内‘平均地权’一项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特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时多费唇舌。”（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7页。）众所周知，土地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领导者方针政策的正确或错误，决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可在孙中山所创十六字纲领中，却恰恰是“平均地权”长期为人争论不休，它不但未能赢得人们的积极响应，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革命组织的扩展。且不论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真实含义如何，能否真正实现，就当时不少人们对平均地权的疑惑和反对，也不仅仅是用群众思想落后所能解释得了的。同盟会成立初期主要发展对象，一是海外华侨，一是知识分子，另外就是洪门会党。而这三部分人中，对土地的要求均不迫切。所以，孙中山虽对“平均地权”十分重视，期许甚高，但作为一个从事现实革命斗争的政治家，他不能不顾及革命发展对象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实际接受程度。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对革命纲领作必要的变通，应是一位政治领袖灵活运用策略的应有之义。他之所以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改为中华革命党的十八字纲领，更重要的还是他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三民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丰富深化。对此，只要将孙中山前后思想的变化，略加对照，就会立见分晓。孙中山在1903年12月的信中，将十六字纲领的内容归纳为四件大事，称平均地权“为四大事之一”（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亦称其为“四纲”，并对其内容作了明确阐释。综其所论，一是驱逐满人，推翻满人组织的政府；二是光复汉族河山，建立汉族政权；三是创建国民政府，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四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从可以看到孙中山在此时期内思想上的明显局限。在第一项内，错误地把本属中华革命共同体一员的满族当作落后野蛮的外国民族，带有狭隘的种族主义色彩。在第二项内，主张革命排满胜利后建立汉族政权，怀有落后的大汉族主义偏见。在第四项内，对平均地权的解释主要局限在核定地价、增值归公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逐渐对上述错误和不足有所觉察，开始进行纠正。1906年12月，东京召开《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演说。关于第一问题，孙中山说：“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在这里，已完全摒弃了先前错误的种族复仇观念。关于第二项问题，孙中山认为，民族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满洲贵族所维护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已基本抹去了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对第四项问题，除了用民生主义概念取代平均地权的提法外，还增添了除核定地价、增值归公以外的新内容。与这种思想转变相适应，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的誓词确定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与中国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相比，前一、二句的种族复仇色彩大为减弱，且剔除了建立汉族政权的含义。后一句则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内容。对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思想发展比较熟悉的冯自由认为，孙中山在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时，“将入会盟书句语修改，更添入‘实行民生主义’一项于誓辞之内，以代平均地权四字，其意义较前尤为广大。”（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0页。）因为“平均地权四字，只是民生主义之一部，不得谓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也。”（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