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前面已经提到，奴产子在奴婢总数中所占比例可能很低。然而考虑到在自然出生的人口中，性别比例是大体持平的（注：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奴产子也不应例外，因此，奴产子所占比例不论是高是低，均不会导致各年龄段奴婢之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
    其次，既然奴产子在奴婢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则奴婢主要来自于非奴婢人口，亦即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其他三个方面：自卖与掠卖、战俘、罪人及其家属。由于14岁以下之未成年人口中，男性数量大大超过女性，这就使得在这一年龄段中获取奴要相对容易一些；同样，由于15岁以上之成年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较高，这就使得在这一年龄段中获取婢相对容易一些。表1和表2各年龄段之性别结构有大体相同的趋势，应与此有关。但是，表1各年龄段之性别结构，其不平衡状态较表2更为严重，因此还应该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三，作为奴婢来源之一的战俘，似乎应当全为男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前述董卓以“攻贼”为名，残杀、掳掠良民，所得实为“妇女财物”；华歆将皇帝所赐“生口”“出而嫁之”，说明“生口”中也有女性。因此，当时的战争，除了杀死或俘虏敌方的士卒之外，敌方来不及逃走的非战斗人口如妇孺、老人等等也将作为“战利品”而任人宰割。有鉴于此，当时作为战俘而沦为奴婢的“生口”，其性别比例目前还无法估算，无法做进一步讨论。
    第四，如前所述，根据有关法律，犯有谋反、降叛、大逆等重罪的人及其家庭成员中的男性，“无少长，皆弃市”，而其家庭成员中的女性则没为官奴婢，因此，这类犯罪必然使奴婢中的女性比例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这类犯罪数量不多，估计其对奴婢人口之性别结构的影响应该很小。如果孙吴也采用曹魏的作法，将逃亡吏民及士卒的家庭成员没官为奴婢，由于叛逃者多为成年男性，这也会相应增加成年女性在奴婢中所占比例。
    第五，在我们从户籍简里所找到的49例奴婢中，残疾人有13例，占奴婢总数的26.53％。具体情况如下：
    （1）14岁以下3例，均为奴：8906，9013，9175。
    （2）15岁以上10例。其中，奴3例：9257，9303，9304。婢7例：8975，9075，9107，9168，9271，9273，9320。
    在这13例残疾奴婢中，奴6例，婢7例，二者基本持平（0.86∶1）。 残疾人主要分布在15岁以上的成年奴婢中，在28个成年奴婢中，残疾人有10例，逾成年奴婢总数的1/3。
    根据笔者对走马楼户籍简在籍人口（不包含奴婢）所进行的统计，残疾人占在籍人口的9.68％，而就残疾人本身而言，男女性别比接近4∶1（注：参见于振波：《走马楼户籍简性别与年龄结构分析》，载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42页。）。笔者认为，吴简中大量残疾患者的存在，既有自然方面的原因，更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尽管单纯从统计数字上看，大多数残疾似乎都是由自然因素造成的，而事实上，社会因素除了其本身所造成的众多残疾者而外，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自然因素的致残作用。男性的负担更重，因而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受导致残疾的自然因素的影响，男性之所以在残疾人中占绝对多数，恐怕主要还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而这也正是造成成年男性高死亡率的原因。
    奴婢残疾率（26.53％）远远高于在总籍总人口的残疾率（9.68％），表明奴婢的生活境遇更差。残疾奴婢性别比例（0.86∶1）大大低于总人口中残疾人之性别比例（4∶1），并不意味着奴的境遇比婢好，而是表明更多的奴可能由于役使过度而过早死亡了。也就是说，普通编户齐民中男性高残疾率、高死亡率之原因，也正是奴在奴婢人口中比例过少的原因——奴需要承担更艰苦的劳动，死亡率会大大提高，这应该是成年奴婢中奴的数量过少的重要原因。
    残疾患者在婢中所占比例为28％，而且都为成年患者；如果不计未成年婢，残疾患者在成年婢中所占比例为35％。这样高的残疾率，表明残疾主要与艰苦的劳作有关，与自然因素相比，社会因素的影响更大。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此前对吴简在籍人口中有关残疾数据的分析是正确的。
    第六，大量成年男奴由于不堪重负而过早死亡，而普通编户齐民中成年男性又相对不足，这必然会增加购置成年男奴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从编户齐民中购买相对过剩的未成年男性为奴，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这或许是未成年奴婢中奴之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
    三、奴婢在吴简户籍人口中所占比例
    在走马楼户籍简中，奴婢是作为“户”的成员而被统计在每户人口中的。在所公布的1万余枚竹简中，以身份、姓名、年龄等诸项内容为主的“户籍简”所记录的吏民、师佐、奴婢总数，约有2700人，其中奴婢49人，据此推算，奴婢约占总人口的1.81％。
    这一统计结果是否符合实际呢？与三国时期前后相继各王朝的奴婢数量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参照。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就两汉而言，翦伯赞先生认为，“大抵平均几十个人才有一个奴隶”（注：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223页。）。据此推算，汉代奴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概在1％—5％之间。杨向奎先生引述卢振华的观点，认为“讨论汉代奴隶数量时，应该以一百万为基数，再来谈问题。”（注：杨向奎，《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若干问题》，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86页。）两汉人口大体在五六千万之间，若把“以一百万为基数”理解为一二百万，则奴婢在总人口中约占2％—4％。也有学者估计汉代奴婢数量在500万左右，约占总人口10％（注：参见：（1）陈连庆，《试论汉代的社会性质》，《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220页。（2）马克垚，《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这一估计明显偏高，杨作龙先生已经利用实例加以反驳（注：杨作龙：《两汉南北朝奴婢制度比较研究——兼与魏晋封建说商榷》，《史学集刊》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