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汉代是奴隶社会，往往对汉代奴婢数量做出过高的估计；而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学者，有些估计数字又相对过低。社会史分期问题非常复杂，这里不拟讨论。由于奴婢数量与奴婢的来源及相关法令关系密切，了解一下各个时代奴婢的来源、法律地位及其在生产中的作用，或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本文前面已经指出，自从汉文帝元年“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之后，收孥法虽然没有被完全废除，但收孥的范围已大大缩小。此后，自两汉至明清，限奴免奴的呼吁乃至皇帝的有关诏令不绝于史，但与此同时，始终有大量奴婢被用于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将某些罪人及其家属罚没为奴婢的法令始终存在，歧视奴婢的法律条文在此期间也没有明显改变。因此，想根据有关法令之实质内容的变化来为两汉以来奴婢数量的增减趋势划出一个界线，并不容易。
    中国古代的奴婢，大致来自如下几个途径：即自卖或掠卖、战俘、罪犯及其家属、奴产子，等等。虽然上述各项在各个时期所占比例存在很大差别，但几乎历代史籍中都有相关记载。因此，试图根据奴婢的来源推测奴婢的增减趋势也同样困难。
    如果能找到更多类似走马楼户籍简这样的历代户籍文书，自然最能说明问题。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我们找到了敦煌文书中的户籍资料。杨际平等先生根据敦煌文书中的有关资料，选出家口情况完整和基本完整者计126户（注：参见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4～26页，附表一《5—10世纪敦煌文书所见家庭结构》。）。这126户共有家口652人和奴婢40人，据此推算，奴婢占人口总数的5.78％。这是5—10世纪敦煌地区的人口情况，在时间上稍晚于三国；在地域上则一在西北，一在江南，尽管如此，这一组数据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朝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配送司州”（注：《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页。）。这是官府向民间索取私奴婢的事例。由于奴婢在户籍上隶于主人名下，民间奴婢占有情况在官府簿籍中都登记在案，因此官府在向民间征收奴婢时，不太可能提出一个超出实际情况的数字。假定奴婢之家与普通平民之家的规模基本相同，则当时江州地区奴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应不会低于1/30。考虑到官府为了避免招致民间的强烈抵触情绪，很可能只征收其中的一部分私奴婢，有鉴于此，可以预想，当地私奴婢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要高于1/30。考虑到奴婢之“户”可能要小于普通民户的规模，因此，我们推测，当地私奴婢大概占总人口的5％左右。
    在对三国前后各朝代奴婢数量简略考察之后，我们再来看走马楼户籍简中的私奴婢。东汉末年的仲长统为我们描述了当时豪强大族的生活场景：“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注：《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第1648页。）应该认识到，这种使用文字笔法所做的描述不应理解得太实。拥有上千名奴婢之家已属少见，拥有“奴婢千群”者恐怕更是凤毛麟角。因此，能够享有如此排场的豪强大族，只是极少数。当然，如果剥去这段话中的夸张成分，这样理解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即东汉以来，豪强大族的势力在不断增强，他们是社会中拥有奴婢最多的阶层。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势单力薄的普通百姓，卖身为奴者当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奴婢的数量应比平时增加。然而，此时的户籍中，奴婢数量却不足2％，这个比例显然不太符合实际。
    我们注意到，走马楼户籍简所登记的主要是“吏民”和“师佐”。“民”即不任官职之人；“师佐”指受官府严格控制的工匠，“吏”似仅限于职役性质的低级小吏，都属于“民”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这批孙吴户籍简中，可能并不包含拥有实权的郡县高级属吏，更不包括高官显宦之家，而恰恰是这些拥有实权的地方属吏和高官显宦，才是奴婢的最大拥有者。统计私奴婢数量而缺少这些官宦之家的户籍资料，所得结果肯定偏低，这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
    参照三国前后各朝相关比例数字，我们认为，三国时期长沙地区私奴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当在5％左右。而1.81％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当时普通编户齐民所拥有的私奴婢数量很小，因此私奴婢无法取代普通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