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黄兴素以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语为训条。平日常以“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自勉。武昌起义成功，汪精卫在北京获释，因受到袁氏父子的笼络，“汪曾有电致黄兴，为袁关说”（注：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请黄“举一亲切语相告，以为与袁议和之据”。黄告曰：“难可自我发，而功不必自我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1911年12月9日，黄在电文中还说“项城雄才英略”，若能“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腐，令全国大势早定”，“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并说“兴知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这正反映了黄兴不居功自傲，以革命事业为上的崇高革命精神。章士钊则指出：“凡此皆先生砥砺自得，深信不疑之辞与泛泛以口头禅欺人者异趣。”（注：章士钊：《与黄克强先生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就是当时与黄兴因政见不合而时常争论的章太炎也承认：“克强辨义利”（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1页。）。可见黄兴因受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在武昌起义胜利之际，政权还未建立时，就从未有居功掌权的思想。
    再次，性格修养方面，黄兴养成了传统文化中崇尚的“笃实厚重之美德”，“凡视天下人”均以“盛德大量”对之（注：章士钊：《与黄克强先生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他不仅对孙中山先生十分谦逊，而且对黎元洪、袁世凯也十分谦让，错把黎、袁当作革命的同路人以德向之，先是甘居于黎之下，“让权”给黎，继而主张与袁和谈。就南北和谈而言，除了伍廷芳与唐绍议的正式议和之外，还有黄兴派顾忠琛与廖宇春的秘密议和活动。12月20日，黄兴密谕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为代表在上海与秉承靳云鹏、段祺瑞旨意而来的廖宇春进行了交涉。顾、廖俩人商定了五项和议条款，内有“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帝；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内容（注：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页。）。黄兴默认了这些条款。此事说明黄兴以推翻清廷建设共和为主旨；本人确无丝毫权利思想。若把此事与致汪精卫电联系起来看，则不难发现在孙中山归国前黄兴与袁议和妥协的思想已经占了上风。
    如果，作为众人拥戴的革命党个别首领对议和持这种态度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再考查一下革命党其它几位首领的态度。
    章太炎认为，为避免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的种种弊端，革命成功了，政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当黄兴在汉阳“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章时，章就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相告（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4页。）。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刊载了章太炎回复谭人凤的电文。章正式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并称“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7页。）章这么说，也这么做，于1912年1月另搞了一个中华民国联合会，脱离了同盟会，造成了分裂。“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涣散人心，消解斗志，对新生的政权起了瓦解作用。孙中山深刻指出了这个口号的危害。他感触颇深地说：刚到上海时此言论“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所以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3页。）。
    此外，章太炎归国后于12月1日刊载于《民国报》上的《宣言》也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领导权。章在宣言中说：“初起倡议者黎公，力拒北伐者黄公，今之人望，舍此焉适！元帅、副元帅之号，惟二公得居之”。“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至于大总统“当由民选”，“应别求明德耳”（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3页。）。主张虚大总统之位以待“北方之英”。
    汪精卫“被释出狱，袁世凯父子百般笼络以资利用”。汪四处散布袁有实力，利用袁可促成革命。如前所述，汪为袁说项，致电黄兴即是一个例证。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同意让伍廷芳为“参赞”，参与和谈。
    陈其美在革命成功后身为都督却毫无进取心，整日“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他致谭人凤书中振振有词道：“现在目的既达，建设共和，自有人在。吾辈冒险家自有天职，公何不达人事。”（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961-9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