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袁世凯既有一定的认识又有戒备，还要“让位”给他，不仅因为袁在人们眼中被视为实力派，孙中山还有一层十分紧要的考虑，即孙认为袁世凯是汉人。1914年，袁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追述了让权的动因之一在于：“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注：孙中山：《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因为袁是汉人，故“让位”与袁。这说明孙中山常常谈及的民族主义含有“先民所遗留者”，不是别的正是陈旧的“夷夏之辨”。从民众心理来看，因满洲贵族入关时肆意地杀戮劫夺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反满的怒火蕴藏已久。因此，当民族主义夹杂着“夷夏之辨”思想动员群众反对清廷之时，其号召力是巨大的，一时成为宣传最多，最能为人们接受的思想，对于推翻清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革命派建立新生的政权之后，仍用这种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甚至“让位”给袁世凯，其弊端则暴露无疑了。不能不说民族主义中夹杂着的“夷夏之辨”思想是“让位”的祸端。
    相比之下民权主义的影响力稍逊一筹，不用说在民众中，既使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也很有限。孙中山于1924年回顾当年的情形痛心地说：“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4页。）。他还说：“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之有效而见之实行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孙中山学习西方欲“取法乎上”，建立驾乎欧美之上的民主共和国，但革命成功之时，未能得到同仁广泛响应和支持，使得他十分失望和懊丧。问题的症结何在呢？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的确超出他同时代的革命党人许多，更重要的是民权主义的宣传远不如民族主义广泛，还未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或者说思想界还缺乏大的思想变动，农村还缺乏大的变动。当时，孙中山还只是表象地批评革命党人对他的理想产生异议，并沮丧地辞去了大总统职务。事后他称：“余于临时大总统任内，见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辞职，非得已也”。（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杂著》上，《民国丛书》总第90卷，上海书店据1930年民智书局版影印，第925页。）民权主义未能顺利地得到实施是孙中山“让位”的又一原因。
    民生主义与“让位”也有关系。孙自称：“仆解职有两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他指出：“民生主义，则抵抗资本家，使人民共享国民的自由”。“让位”后孙的行动更说明了这一点，一度他致力于实业。
    国内政局复杂使得孙中山忧心重重：一忧列强干涉。武昌起义的第三天，即10月12日，孙中山从美国报纸上欣然获悉消息。但他并没有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而决定转赴英法进行外交努力，希望各国承认中国新生的政权。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209页。）。然而，他的外交努力和借款均未果。回国后，面对复杂的政局，他对列强的担忧加重了。战争还在继续，革命党人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拮据，借款杯水车薪，难以维持；革命党人内部不统一，以及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一切症结都摆在孙中山面前，等待他开出医治的“良方”。然而，他认为：“因为革命飞速成功，革命军骤起，有不可阻遏之势，列强仓猝之间无以为计，才暂时采取中立态度。如果目前这种僵持局面继续下去，万一革命形势受挫，列强势必干涉，情况就更难预卜了”（注：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正因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在一个月内曾连续三次要求列强承认新生政权，甚至不惜以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换取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均未达目的。事态的发展证明孙中山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列强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政治上始终不肯承认；经济上控制和破坏，如垄断关税，卡掉关余等；军事上威胁；外交上策划南北和谈。其时，在革命派中担心列强干涉的又何止孙中山一人呢？当他们向列强求助无果反遭干涉时，出于无奈只好另觅强有力的人物来支撑局面。他们把先前要求列强承认的议和条件稍作变通，孙中山“与各都督暨内阁磋商，议定如袁氏一人或列强承认民国，即举其充大总统”（注：孙中山：《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这就是说，列强若不承认民国，袁世凯承认亦可，正是出于对列强干涉的忧虑，革命派才在“让位”的条件上做出了让步。对列强侵略本质认识之不足恰好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寻找强人支撑危局的办法，则反映了他们的英雄史观。
    二忧重蹈太平天国内哄失败之覆辙。“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到很合乎事实”（注：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16页。）。章太炎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兰天蔚成立“民社”；同盟会还分化出几个小组织，意见纷呈，有人主张公开政党，从事宪法国会运动；有人主张继续保持秘密状况，并认为革命目的未达，就要让权给袁氏，前途暗淡。孙中山目睹国内各政派状况，同盟会内部之纷争，十分担忧地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时戈登和华尔的故事，断不能任其重演”（注：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外来的干涉使得形势已够严峻的了，内部千万不能再起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