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指出：在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以致被敌人及其走狗乘隙而入，“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不破之群”（注：《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天铎报》，1912年1月2日。）。内部纷争的焦点多半在于“权”和“利”，一些人对“权”和“利”趋之若鹜，他们的行为与孙中山的要求相距甚远。早在《民报》创刊周年之际，孙中山就指出了争权夺利的极大危害，他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今日中国，正是万国耽耽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注：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孙中山在“个人名位非所愿争，而民国前途岂可轻视”（注：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页。）思想指导下，最终“让位”与袁。然而，随着政权的丢失，民国的前途也被断送了，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悲剧。
    “让位”之后，孙中山致邓泽如书进一步解释了“让位”的苦衷。他说：“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的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可见，孙中山正是出于破除帝王思想、杜绝革命党人争权夺利、避免重蹈太平天国内哄失败之覆辙的思考，出于消除南北对峙各据一方的局面，早日推翻清廷建成共和的思考。他认为，那怕是阶段性的进步，也比内哄要好些。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迫使孙中山做出了“让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