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宋教仁电邀黄兴赴鄂，共商大计。黄兴未及时赶赴，宋教仁及时去了吗？武昌起义前，汉口机关破露及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害之消息传来，宋“知一切预定计划，将不能实行，而长江下游，又不可不及谋响应。”（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944页。）于是他滞留上海一带，虽然，为响应武昌起义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也应对武昌地区形成领袖真空负责。再看，他与黄兴到达武昌时，因提议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而发生的那场争执。当争辩双方互不相让时，宋教仁出面说：“此事不过征求大家同意，原无成见。盖因黄廑午实行革命多年，声望甚好，诸同志拟推其为首领，借以号召以达迅速成功之目的，并无他意。我们初来湖北，对于湖北军队情形不熟，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中册），上海书店影印，1982年2月，第212-213页。）当时，争辩双方均提出了充分的理由，宋教仁一席话也确实是从大局出发，但是，从争取领导权的角度来说，也只能反映宋黄等人失去了掌权的时机。
    汉阳之战后，黄兴离鄂赴沪。11月29日汉口英领事向交战双方提出三项议和条件：停战；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2月1日，因都督府中弹起火，黎元洪出逃武昌城外。战事紧急，黎黄二人均不在场，吴兆麟、孙武无力挽回大局被迫同意与清军停战议和。这时，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也举行会议，同意停战议和，并决定如袁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南北代表伍廷芳唐绍议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诚如李剑农指出的：“唐、伍在会议席上的行动，都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行动，内幕的交涉，只是要袁共同尽力消灭清皇位，而以总统的地位为酬。”（注：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各省都督已经达成共识，妥协议和在孙中山归国前已成事实，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为孙中山“让位”铺平了道路。大势如此，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的啦。难怪吴玉章说：“孙中山先生这个大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注：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17页。）。
    二、孙中山“让位”的思想动因
    论者往往认定孙中山反对议和，坚持北伐，只因后来在内部妥协势力和外部压力之下才放弃了原来的正确主张。其立论的依据是1912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答中外记者问时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211页。）。其实，孙中山归国前就不曾反对袁出任大总统。11月16日，孙中山从伦敦致电上海《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表示推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俱可赞成。他说：“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注：《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页；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还不曾遇到新生政权诞生后的重重困难，表露的思想是十分真切的。显然，他的目的在于早日建成民国，而无争权夺利的思想。在他看来“争权”是应遭到鄙视的，政权只应成为为民众服务的工具。在孙中山说过“革命目的不达，无议和可言”之后仅仅一周，1912年1月2日，他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致电袁世凯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如果说孙坚决反对议和，那么，这份电文又如何解释呢？平心而论，12月25日孙刚刚回国对国内形势了解尚不充分，面对记者纷纷嚷嚷地提问，他的回答若不是出于“外交”辞令，便是情感多于理智应急式地表明自己立场的反应。一周后，进一步了解了国内革命形势，他表示只是暂时充任临时大总统而已。且看临大总统的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并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大总统之职”。上台伊始他就急于表明自己毫无眷恋权位的心迹。这与他归国前的心境是一致的。可见，无论议和与否，孙中山均不曾表示反对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一职。何况，他“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呢！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已是不争的事实，他“让位”的思想动因何在呢？
    孙中山对袁世凯并非毫无认识，他认为：“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成一圆满之断落。”（注：《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9-130页《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26页。）借袁之手不用武力，推翻清廷，迅速实现民族、民权主义，这才是孙中山的迫切希望。至于政权是否一定要由孙中山及革命派领袖来掌握到是没有太多的考虑。因此孙致电袁称：“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话虽如此，孙对袁还是不放心的。为了防备袁专权，孙在“让位”时特意提出了三个条件加以约束，试图让袁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便于革命党人的监督。若据此仅认为孙中山是出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动机才“让位”的，则尚有罅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