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9日， 上海商务总长致沪军都督书云：“中央政府成立而冠服尚无定制，现担任行政职务者与外宾交接仅服旧时章，殊不庄重，拟请转陈大总统早日宣布，凡须于外宾晋接者之冠服期于中外一律，以表大同。”（注：《申报》1912年1月19日，第6版。）汉口国货维持会也表示：“窃谓礼服宜取大同。”（注：《申报》1912年5月19日，第6版。）“方今世界大势，既日趋于大同，则西式礼服自在不祧之列……”（注：《论服制》，《申报》1912年6月27日。 ）“迩时一般人民纷纷剪辫。凡剪辫者，必需更易西服……”（注：《申报》辛亥年10月15日“自由谈”。）
    当然，也有剪辫不易服或剪辫易华服的主张，但这终究挡不住学习西方服式的潮流。所以，民国政府在颁布的服制中贯彻了服式取“大同主义”的思想，承认了服式上学习西方的合理合法。
    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于1912年1月5日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的西方化现代化的陆军服制--《军士服制》。它规定：“军衣军帽，无分阶级，一律黄色；惟肩章领章及袖口，则按照阶级，分为五色……”（注：《军士服制》。）服式上完全学习西方的军服。
    民国元年6月22 日《申报》登出民国新服制草案：“国务院现已将民国服制议定，大别为三：（一）西式礼服，（二）公服，（三）常服。礼服纯仿美制；公服专以中国货料仿西式制用；“礼帽也是西式的。
    第二，民国新服饰的用料应以保存国货为要义，用国产衣料。
    辛亥起义后，革命人民掀起的断发易服热潮，使得西式服饰及其用料呢绒等向中国的进口猛增，这就引起了全社会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关注。
    上海商务部长在致沪军都督书中除了首先肯定在外交场合取大同主义要穿西服外，又说，“……如遇庆贺典礼或不须晋接外宾者，仍用绸缎冠服，亦须规定制度，庶照郑重。至于平时服式，似可悉随其便。此系保全国货起见……”（注：《申报》1912年1月19日。）
    1912年1月12日，《大公报》上登文《易服以保存国货为要义》， 它说：“易服不易料。……我国人民半恃丝绸以为生活存也，安可弃其料而不用哉？”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给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复函中说：“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此为一定办法，可无疑虑。但人民屈服于专制淫威之下，疾首痛心，故乘此时机，欲尽去其旧染之污习。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竟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其流弊，诚有如来书所云者。”（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认为西服做民国礼服“尚有未尽合者”，故希望中华国货维持会创作或博采西制加以改良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式来，“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武汉人民对于服制改革用料最为关心，态度也最为激烈。
    汉口绅商学界发起组织汉口国货维持会。“凡入会者，以不着外国衣履帽为第一义务。其余如日用玩好等品亦不得购用舶来品，须经会中审查视为必要者，方准购用。”（注：《申报》1912年5月19日，第6版。）成立之后，入会者颇多。该会电京师部院云：“北京大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诸公均鉴：参议院成立在即，提议服制自不容缓，窃谓礼服宜取大同而原料必用国货，常服无须更易，为国货留一地步，即民间少一漏卮，毋任仰望之至……”（注：《申报》1912年5月19日，第6版。）
    汉口救国会为宣传爱国买国货的主张，竟有人断指血书，场面十分悲壮：“武汉共和党……开救国成立大会，到会者一千余人……嗣随县程君玉佩以极沈挚之态度登台演说外洋衣帽畅销全国之害，说毕，即抽刀断指大书请用国货四字，鲜血淋漓，张挂门外，一时鼓掌之声如雷。继又有一青年学生未及冠亦上台演说，语尤激烈，竟痛骂到会诸人之着外国服装者，说毕，亦抽刀断其一指，血书用外货不用国货亡国奴也十一字。”（注：《申报》1912年5月31日，第6版。）
    在爱国主义情绪极端高涨的情况下，保存国货的思想必然会贯彻在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服制中。
    1912年10月3日，“男女礼服服制”公布，它规定：“第一章， 男子礼服。第一条，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二种。第二条，大礼服式如第一图，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第三条，常礼服二种。一、甲种式，……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丝品或麻织品，色用黑。二、乙种式，褂袍式如第三图。（引者注，此种服式为中国旧有，料自然是本国的丝织品。）……第十二条，关于大礼服及常礼服之用料，如本国有相当之毛织品时，得适用之。”（注：《东方杂志》第九卷第5号， 中国大事记，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