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15日公布的《地方行政官公服令》，1913年1月6 日公布的《推事检察官律师书记官服制》，1913年1月17 日公布的《承发吏庭丁服制》，1915年6月14 日政事堂礼制呈准的《监狱官服制》等等都规定衣料要用本国丝织品或毛织品。
    第三，民国新服饰要打破等级制度，以简便实用为上，以职业分工为标志制订服制。
    “民主”、“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贯彻在民国服饰改革过程中。
    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军戎服制改革已把简便实用放在首要位置上了。康有为、汤寿潜等人也都是请皇上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的。社会舆论强烈地揭露了中国传统的宽博之衣的劣根性，使晚清王朝感到“已不能以剃发不易服治其四境之内”。（注：无妄：《服色问题》，《大公报》1911年1月9日，“言论”。）
    辛亥革命后，人们深知中国传统服饰那种明等级决尊卑的政治作用，他们在讨论民国新服制时理所当然地要表达自己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愿望。不打破在服饰上存在的象征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封建等级观念及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块招牌就是形同虚设，中国人民至少在服饰上没有解放，中国仍然是没有生机。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时对南京参议院议员们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始能与世界各国竞争。 ”（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在他看来， 风俗（服饰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的改良进步也是中国侪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他在1912年4月11日提出当时的八大政纲， 其中第四条便是“绘制服图”。
    1911年至1922年间，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袁世凯及其以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服制。这些服制除了少数几个还留有一点封建等级主义的遗毒之外，大多数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而以职业分工作为制定的标准。
    结论
    传统的服饰文化是封建文化的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组成部分。清朝的服饰文化在几千年封建服饰文化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清朝的冠服制度，对于上至皇帝、下到官员及庶人的冠服形制、用料、颜色、纹饰、穿着使用等，都有等级森严的规定。清朝服饰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分等级，定尊卑”的工具。“传统服饰的核心是以朝廷冕服为主体的等级标志和文化象征”。（注：张法：《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 期第65页。）到了近代，封建服饰文化同封建专制政治一样，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程度了。
    武昌起义后，帝制倾覆，共和告成，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剪发易服之说已深入人心。人民可以自由着装自由讨论服制问题。服饰的变化是民初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显著方面。许多象征着封建特权以及民族压迫的衣冠饰物，多被弃如敝屣，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以式样论，“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注：《大公报》1912年9月8日（二）“闲评”。）以色彩论，“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注：《梦游民国》，《大公报》1912年9月14日“自由谈”。 ）人们在选择衣式发型时，不再视身份贵贱，而以简便实用或美观新奇为尚。这是中华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开始。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服饰文化，改革封建落后的清朝服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和侵略压迫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是保种强国。服饰改革，最强调有利于“尚武”和保存国货，是在一种面临亡国灭种的背景和极端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