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历史虚无处义和否定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精神等错误倾向，作者在《导论》第六章《社会意识形态》这一篇章里，除了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等科学体系外，还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发现了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重视“人生哲学和社会道德”以及中国的社会政治学说的具有“革新进取精神”等重大特征，从而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与丰富性。同样在《导论》第九章《中国与世界》里，作者又指出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和中国文明的内涵“具有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等特征，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革新精神的科学论断。这对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提高民族自尊心，都有宝贵的意义。
    总之，白寿彝先生之所以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确是有所为而作的，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创作。
    第三，《导论》卷为确立崭新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写体裁作出了精辟的论断。
    如众所周知，《中国通史》的编写，解放前与解放后，先后出版了若干种。尽管在编写《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方面，解放后与解放前是截然不同的。但所有这些《中国通史》的著作，在编写的体裁方面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采用的通常所说的章节体裁。从具体的内容安排上来说，在此之前的各种《中国通史》，类皆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板块的组合，除了各有详略之分和深浅之别外，几乎千篇一律，成了固定的通史体裁模式。这种通史体裁，在历史编纂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其产生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有它的优点，但也确实存在着缺点与局限。它的最大的局限，在于无法容纳内容十分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好比一个人的躯体，按照这种体裁编写的《中国通史》，几乎只见骨架，而不见血肉。又好比一个国家，按照这种体裁编写的《中国通史》，也只见其纵截面，而不见其横截面。而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如果离开具体人物活动的描写，自然就无法体现人类活动的具体状况，就会变成离开历史真实的空洞说教。何况我国古代的史家，在其记载先民活动的过程中，创立了各种不同的史书体裁，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可供我们今天编写史书时借鉴。因此，基于这些情况，实有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史书编写体裁的优点和创立新的史书编写体裁的必要。正因为如此，我国一些有远见的史学家，早就开始了创立新的史书编写体裁的设想。章炳麟、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就是例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主张未能实现。白寿彝先生正是在分析了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局限和总结了中国历代史书编写体裁的优点之后，才开始其创立新的《中国通史》编写体裁的探索的。
    白寿彝先生积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经验，特别是积长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经验，认为：我国古代史书编写体裁中的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虽然各有优劣，但其中的纪传体优点较多。例如《史记》的纪传体，实际上是在吸收了《尚书》的多种体裁的特点和《春秋》的编年体以后才形成的“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的综合体形式。其中的“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写法，但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纪；“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列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与年代顺序。因此，《史记》的编写体裁，实际上是包括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三者的综合体。由于它采取了这种综合体的史书编写体裁，才能“形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有鉴有此，白寿彝先生通过多年的探索，方才提出建立一种类似于《史记》编写体裁的综合体编写方法。
    白寿彝先生所创立的《中国通史》新的编写体裁，包括“序说”、“综述”、“典志”与“人物群象”性的“传记”四大部分。然后将每一时代的历史，如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时代等等不同阶段的历史，分别归入这四大部分叙述。以“序说”部分来说，它是在总结了我国古代各种类型与性质的古籍皆有序文以及序文的内容、要旨、写作目的与写作规范以后，才确定其“序说”的主旨具有对每一时代历史“开宗明义”的作用，其具体内容应包括研究该时代历史的各种基本资科介绍，前人及今人的研究该时代历史的成果与水平，以及作者本人的写作意图等等。再以“综述”部份而言，它是全书的主干或纲领，等于一个人体的骨骼、骨架，要求把某一时代的历史发展的全貌和总的发展趋向写出来，在具体写法上可综合使用本纪、编年、纪事本末和近年流行的章节体等多种体裁。其“典志”部分，是在总结了我国古代史籍中的“书”、“志”、“略”等的编写方法之后确定的名目，旨在以之反映某一时代的地理、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学术文化、宗教、礼俗、中外关系等等方面的状况、演变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具体写法既可使用《史记·平准书》式的夹叙夹议的方式，也可使用《汉书·地理志》式的先叙后议的方式，还可以使用《通典》、《通考》式的把材料与议论区分为二的方式，还可以几者综合使用。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视具体内容与情况而定。但总的写法要求较高，作者应站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从运动的过程中写出经济、政治等制度；而且要阐明每一制度的运动变化发展同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人物群像”性的“传记”部分，也不是一部二十四史中人物列传的翻版，入传的人物，既要能体现某些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局限性，又能把最终创造人类历史的人民群众、社会集团的作用写入传记，以弥补现在流行的章节体《中国通史》根本不讲人物传记的缺陷。同时因为历史毕竟是人的活动的总和，离开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的描写，就很难认为它是人的社会历史。毫无疑问，这样的综合性的史书编写体裁，既源于《史记》，又高于《史记》，明显是对我国古代史书编写体裁优点的继承与发扬。按照这样的编写体裁撰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将会是内容丰富多彩的。因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实践将证明它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会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