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导论》重视了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
    存在于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都是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的。而且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与发展，这种联系也会日益明显和加强。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国别史，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受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制约的。反之，人类社会最一般的发展规律，又是通过各个国别史的发展规律而体现其具体性与多样性的。所以，研究任何国别史，都必须同作为整体的世界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然而，以往研究中国史的人，往往局限于中国史的研究，看不到世界历史的全局，这样既看不到中国历史同世界历史的相互联系，也无从认识中国历史的特点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白寿彝先生有鉴于此，在他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过程中，总是重视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认为这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把中国历史的研究放到与其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去考察，才能发现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贡献与作用。由于从这种高度与视野去研究中国历史，所以作者发现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特征。所谓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一方面表现为语言文字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学术传统的连续性。基于此二者，作者又发现了中国文明连续性的实质在于它具有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代谢的能力，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中国文化的凝固不变性及停滞性的错误论点。中国文明为什么没有中断呢？通过同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作者又发现中国历史的又一重大特征，即国家政权统一的发展与巩固；而“国家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有关的。”作者对中国历史特征的这些发现与论断，都是坚持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结合去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如果我们能从更多的方面把中国历史放到同世界历史的比较与联系中去进行研究，将会发现许多本应发现而暂时尚未发现的问题，将会赋予中国历史以更大的作用与意义。
    《导论》不仅在《中国与世界》一章中集中论述了研究中国历史应当同世界历史的研究结合进行的问题，而且在《导论》的其他篇章中，也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例如论述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时，既列举了中国史家的有关撰述，也举出了西方学者对二者关系的论述；《导论》讲到《社会意识形态》问题时，既讲了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又讲到了近代西方学说的某些内容。正是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才显示了中西学者对同一理论问题的认识的共性与差异。因此，《导论》卷对于把中国历史放到同世界历史的比较与联系中去进行研究的方法的标举和广泛运用，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第五，《导论》卷强调了“通识”在研究与写作上的重要性。
    在白寿彝先生看来，当我们既充分地占有了史料，又正确区分了历史理论与历史文献的界线，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能熟练地运用新的综合体的史书编写体裁去撰写历史的时候，还需要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正如刘知几所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因此，“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在撰写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方面，必须做到真实、凝炼、生动三条基本要求。白先生对于这些撰写《中国通史》的技术性问题也不放过，其治学严肃认真的精神，跃然纸上。
    但对如何写作《中国通史》的问题，与其说白先生强调的是文与史的关系，不如说他更强调的是“通识”的重要性。
    在白老看来，写《中国通史》，顾名思义，贵在一个“通”字。这个“通”，不仅是指写作体裁上的前后一致，也不仅是指文风上的通顺、通达，还不仅是指了解每一典章制度和学术思想等源与流的脉络贯通，而且在于研究者通过对全部史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真正探索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使历史规律与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联系起来，融为一体，以求得对人对事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屋建瓴的洞察性和预见性认识，这就是所谓的“通识”。
    《导论》不仅提出了上述关于“通识”的要求，而且提出了达到这种“通识”的途径。质言之，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要善于从我国古代史学传统去探索“通识”的涵义、要领和作法；二是要认真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去探索中国社会里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中国与世界以及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等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做到“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通古今之变”，“于历史沿革之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总之，所谓“通识”，要求写作者要同养由基射箭、伯乐相马、庖丁解牛和钟子期辨乐一样，必须在“精通”上下功夫，才能对构成历史画面的各种事件、人物、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运动、变化、发展的契机了然于心，融会贯通，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和历史内涵的丰富性。
    关于对《中国通史》的研究者与写作者的“通识”要求，《导论》卷写作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示范。《导论》卷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都贯彻了这种贯通古今的原则与精神，从而更加强了它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体裁特征和写作方法总纲的地位与作用。
    此外，《导论》卷还在“历史理论与历史文献”的联系与区别及历史的客观性与可知性等理论的探讨方面，都提出了不少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限于篇幅，此不一一论及。
    上述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的特色和成就，突出地说明了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当然，《导论》卷的写作也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例如在该书《附录一》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在《导论》中还未能有所反映；《导论》卷已经涉及的一些问题，如研究者对客观历史过程的认识中，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论述，还未能充分展开；有关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的论述方面，也未能充分发挥；在《导论》第105页到106页所说：“中国封建社会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作为主要的阶级，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也都形成了自己的阶级”，这个提法似嫌时间概念笼统和缺乏精确度。但这些不过是美玉之瑕，并不影响全书的突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