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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前因后果析(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江渝 参加讨论


    台湾海峡的隆隆炮声,震惊了全世界,也牵动了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神经。美国对中国政府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中共此举不只是要解放金、马,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为此,美国公开介入了台海冲突,一方面,命令在台海的美国部队协防金、马,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还讨论了对大陆福建省部分目标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一方面授权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对中国政府发出警告和战争威胁,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共“停火”。
    中国政府为了促使美国迫使台湾当局尽早从金、马撤军,亦采取了继续炮击以施加军事压力和恢复谈判进行和平劝说的两手来达到目的,并正确运用了“边打边谈”的方针,使得美国极为被动。
    随着台海地区军事形势的持续紧张,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军事冒险政策受到了盟国的反对和国内舆论的抨击,处境艰难。同时,美国还看到在金、马地区为蒋军护航风险太大,故转而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沿海岛屿实行中立化或非军事化。然而,美国的撤军方案遭到台湾当局的全力反对,蒋介石偕宋美龄亲临金门战壕巡视,并派蒋经国三赴金门慰劳全岛官兵,摆出一副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金门的强硬姿态。
    中国政府洞悉了美国逼蒋撤军的真实意图。10月初改变了初衷,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暂缓收复金、马,而留待将来条件成熟,将金、马、台、澎一揽子解决。10月5日夜,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停火指示;10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暂停炮击七天;13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布命令,停止炮击两周,“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以利他们固守。”25日,国防部长命令进一步宣布,每逢单日炮击,双日停止。[10]台湾当局似乎也心领神会,仅在单日偶尔发炮还击。美国相应地宣布停止护航,台湾局势很快缓和下来。
    从8月23日万炮齐轰金门到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逢单打逢双停,两个月的形势风云变幻,大起大落,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是交战各方都始料不及的……
    
    第二次台海危机对海峡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了中美台两国三方各自在中国统一问题上基本目标和政策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美台在沿海岛屿上的矛盾通过妥协获得解决,美台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政策,在经过这次危机后基本上得到确定。
    美台在对沿海岛屿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分歧,美国认为,金门与马祖等沿海岛屿在军事、政治上都十分敏感,容易引起麻烦,就如杜勒斯所讲,沿海岛屿是“同共产党发生摩擦以及同我们的朋友产生不和的根源”。[11]为了消除引起麻烦的根源,美国从第一次台海危机起,就一直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这样做,既可以在军事上减少将美国牵入远东战争的一个隐患,又可以在政治上隔离台湾,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达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
    台湾当局却十分看重金、马等沿海岛屿在政治上的价值,蒋介石很清楚,持有这两个外岛意味着台湾当局仍统辖着大陆福建省的部分土地,是国民党政府仍然对大陆享有统治权的一个象征。[12]如果退出金、马,不仅会动摇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法统的地位,而且还将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
    正因为如此,台湾当局始终不肯就金、马防卫问题对美国实行让步。在1958年9月底、10月初,双方争执达到白热化,甚至不惜相互公开指责。9月29日,蒋介石在中外记者报告会上声称,台湾将固守金、马,“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若至紧要关头,台决心独立作战。[13]第二天,杜勒斯毫不客气地还击,如果海峡两岸取得可靠停火,那么仍然在金、马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是愚蠢的,不明智和欠谨慎的。[14]10月1日,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谈话又反驳,指出杜勒斯谈话”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因此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遵守它“。[15]美台矛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美台矛盾,及时调整了对金、马的政策,使海峡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为了不让战端再起,杜勒斯于10月21日飞抵台北与蒋介石等会谈,协调双边关系。经反复磋商,申明各自的立场,没有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台矛盾尖锐化的特殊背景,双方不可能进行这种”严肃的谈话“,随之发表了《美台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台湾当局首次公开承诺完成统一大陆”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籍武力。“宣布在原则上放弃武力收复中国大陆的方针。美国方面十分满意,作为回报,首次公开承认”金、马防务与台、澎防务密切相关。“公开承担了沿海岛屿的协防义务。美台矛盾通过再次妥协获得解决。《美台联合公报》即是这种妥协的产物。
    由于台湾当局承诺不以武力重返大陆,美国主观上感到卷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少,随后迫使台湾当局削减驻沿海岛屿的部分兵力,其中金门守军减少一个步兵师及预备役师,总数不少于15000人,于1959年6月30日完成。[16]12月10日,美国又宣布将部分海空军撤出台湾地区。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既要确保台湾掌握在国民党手里,不使中共得到台湾,又要避免直接卷入沿海岛屿的防务,其本质是保持大陆和台湾分离的局面,最终走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台湾当局的政策目标与美国截然相反,它要达到的不是”两个中国“而是”一个中国“,即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面对中共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美国不愿承担风险的现状,台湾当局只有采取政治解决的途径。1959年,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正式提出了”政治光复“的口号,取代只说不行的”反攻大陆“滥调。他宣布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支战场。[17]从”军事第一,反共第一“降阶为”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标志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重要转变。
    第二,中国政府对金、马政策的调整,不仅解除了台湾当局在沿海岛屿上的压力,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合民族利益的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
    美台在金、马问题上的公开争执,使得中国领导人有可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调整。从原来的”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到后来的”援蒋抗美,反对‘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完成了在台湾问题上从局部军事斗争向全面政治、军事、心理斗争的转变,体现了策略上的灵活性和原则上的坚定性。
    把逐个收复包括金、马在内的敌占岛屿的军事计划调整为把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沟通大陆与台湾的联接点,以防止产生”两个中国“的政治方针,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毛泽东考虑,若逼蒋撤退,形式是收回沿海岛屿,但今后将使国共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大,接触更为艰难,这实际上向美国让了步。此外,蒋军撤退后,中立国会出来劝说。我们将在政治上,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调整方针后的好处:一是保证了蒋介石的民族性,使台湾不落到美国人手中;二是保留了一个大陆与台湾对话的渠道,避免双方长期隔离;三是晚些时间收回,有利于动员国内人民搞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中国人民政府及时停止封锁金门,解除了台湾当局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压力,尽管台湾当局在金、马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假如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封锁沿海岛屿,或是美国乘机采取强迫行动,台湾当局只能屈从,因为台湾当局虽然十分清楚美国分离台湾的意图是今后托管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它却更担心美国会抛弃自己,而直接与中国达成协议。
    中国政府先是有条件暂停炮击,表示无意攻占沿海岛屿,使得美国很难有理由要求台湾当局从这些岛屿上撤兵,在杜勒斯与蒋介石发表联合声明后,中国政府立即恢复无限期隔日炮击,防止美国在台湾局势缓和后继续寻求分离台湾的机会,及时地帮助了蒋介石,使其获得不从金、马撤兵的口实。以后又实行象征性炮击,只打沙滩,不打民房与工事。打破了美国要把台湾变成国际问题的企图。是中国政府在关键时刻减轻台湾当局的压力,才使台湾当局免于被美国完全控制,中国政府对金、马攻而不取,台湾当局在金、马坚守不撤,两岸关系既激烈对峙,又默契配合,客观上结成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统一战线。
    第二次台海危机后,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改变了过去通过高层谈判解决两国分歧的作法,而提出改善两国关系必须与台湾问题一起解决的政策,中国这种维护主权的行动无疑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挑战,事实证明,美国只要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部分,中美关系就难以获得根本的改善。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基本定型,中国政府在行动上处处注意服从这个总方针,人民解放军的海上部署收缩在舟山基地至罗源湾一带,作战编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空军的活动也限制在大陆边缘。中国领导人还抓住了台湾局势缓和的时机,对台湾回归祖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为日后邓小平独具特色的”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基础。
    注释:
    [1][10][14][1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277页,第2838-2839页,第2853页,第2889-2890页,第2816页,第2824页。
    [2]《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86页。
    [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336页。
    [4]《美国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7月3日。
    [5][6]转引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一期。
    [7]毛泽东:《第十六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15日。
    [8]《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9]《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1]杜勒斯:“对共产党中国和台湾的政策”,1954年10月11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
    [12]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13]《蒋总统四十七年言论集》,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第41页。
    [16]《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第141-142页。
    [17]《蒋总统集》,第二册,台湾国防研究院,1963年3月,第2345-2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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