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京传在《腹筋逢梦石》中，或者把人怪画成乌鸦、章鱼、蝴蝶、蛇、蚊子、茶花、梅树等动植物，或者奇描作蜡烛、火钵、哈巴狗、木鱼、闪电，乃至猫头鹰、狗等好像玩具娃娃那样日常的生活用品。真是趣味迭涌，令人捧腹。京传在序文中云，这是启蒙于中国李笠的《蜃中楼》。书中搬用了“生”、“丑”、“浪子”等中国戏剧的角色名称。近世“滑稽本”的世界，就是这样从各个领域借搬中国，近世的滑稽文化是将中国文化通俗大众化的产物。现在喜闻乐见的日本单口相声“落语”，中间常引用很多中国笑话和故事。
    京传还创作过反映和服花纹图案的绘画集《小文雅话》。其中有：把披散的发髻作为图案，把干鱼、路上行人、男女接吻的口唇、雪上足痕设计为和服花纹等，使现实世界花纹化、图案化。这是突出大众式宣传化社会的动感。
    这种图文并茂的文化形式为何盛行日本？日本从朝鲜和欧洲引进铅字后，17世纪兴起出版业，二十几年后，印刷量激增，铅字印刷改为刻单版印刷。当时的铅字印刷中，大概横亘着难以增加印刷数量的技术难关。于是，因版本不同而经改换后的印刷方式新工艺，开创出有异于欧洲铅字印刷的新形式。举“黄表纸”即是，它图文并茂，画的空白处可尽写大小文字。1782年，京传因发表黄表纸《大众商品》一举成名。这本黄表纸讲的是拟书籍为人物来出场，把书籍的宣传导向戏剧化，突出了当时情报社会中恰切的尖锐课题。“黄表纸”和浮世绘均标示了当时日本文化倾向的中心。
    京传还写过很多“洒落本”。“洒落本”特征是用对话来描写游廓情景，着意刻画妓女、嫖客的衣着、房屋装饰等。体裁受中国的青楼文学影响，肇始于18世纪前期。早在8世纪传来日本的《游仙窟》、唐代的《北里志》、宋元的《青楼集》、明代的《板桥杂记》等均为洒落本的蓝本。在《圣游廓》中，游廓茶店主人是李白，而孔子、老子、释迦、白乐天、文殊等是往来的常客。末尾附有中国青楼用语表。洒落本《游廓唐人呓语》问世于18世纪末期，舞台设定在中国南京“吉原津”妓馆，用混杂中文的表达形式描写日本游廓，宛若中国的事情一样。洒落本以大众化娱乐形式出现，是近世日本沉溺中国的表现。
    读本也是眷迷中国的结果。在长崎担当翻译的人们不断把明清小说引入日本，并出版了日文版通俗中国故事，掀起了改写明清小说为日本物语的风潮，进而诞生了“读本”。18世纪中期，大量的白话翻案本问世，最多要数《水浒传》的翻案。有《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伊吕波水浒传》、《忠臣水浒传》、《倾城水浒传》等众多借用《水浒传》之名的翻案作品。《忠臣水浒传》为京传所作，望文思义，这是把日本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和中国《水浒传》结合而成。
    这里，简扼介绍一下日本的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至今仍是歌舞伎中频繁上演的保留剧目，曾多次搬上银幕、荧屏。内容是讲1701年发生的杀戮事件。某武士被满门抄斩后，1702年由浪人发起复仇运动，1703年复仇者团体剖腹自杀。事件全貌旋被排成歌舞伎和净琉璃。歌舞伎和净琉璃在当时就是这样的宣传媒介物。上演此类内容，意在表示对死者的祭奠。
    《忠臣藏》的内容浸含祭奠因素。歌舞伎意图即把死者唤回舞台。歌舞伎和能、茶道一样，均与“死”者有关。《忠臣藏》的目的是安抚剖腹者。歌舞伎也是一种娱乐，它把捕捉到的富于新闻性、耸人听闻的事件反映到舞台上。
    真实事件戏剧化时，人物采用化名，彻底把事件与历史上其他事件相互对照混合，由观众判定。1701年发生的浅野内匠头与良上野介事件，开始是将之汇入净琉璃《小栗判官》和“说话文学”《曾我兄弟》的情节后上演，最后利用《太平记》的情节定形为净琉璃。净琉璃和歌舞伎中的情节框架称作“世界”。歌舞伎必须使用几个“世界”来组合新的上演目录，小说亦与之相同。中国故事中频繁使用“世界”的，当首推《水浒传》。
    京传的《忠臣水浒传》是把《忠臣藏》与《水浒传》紧密结合写成的。忠臣藏事件发生在18世纪，京传认为二者主题相似。前者人物的行动审美观是“侠”，后者也是对人物行动充满审美意识的物语。日本人酷爱《水浒传》，其奥秘似乎在于其中行动美学飘逸的魅力。对“义”，即谋求社会关系平衡的审美意识，确实潜入日本文化，但日本化的《水浒传》有仅以此观点难以释明之处。譬如，读本忠臣藏、义经传说、曾我传说等物语，其动机却是对败北者的眷恋追怀。日本曾信仰“幽魂”，认为被排挤到历史背面置于死地之人，黄泉魂灵会来阳世作祟，须祭奠、安抚之。日本人也许理解《水浒传》是旨在描写被挤斥到历史背后的败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