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文“新”字，原义为取木，常常用来和“旧”字作对。新与旧是永远相对正确，只是“新”绝不一定代表真理，“旧”也并非全是垃圾。不过人们多爱弃旧迎新。新而且能成为“新学”，其意义就复杂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都知道，从汉朝就开始有“新学”概念，当时任何一位书生，只要对十几年前的学问提出点不同见解，就可称为“新学”了。[①a]经过历史的沉淀，“新学”的含义逐渐在中国书生中间有了共识：其一，新学与旧学相对映，往往只有时间先后的小差别，不一定有本质的区别，不一定有正误的区别，一代又一代的儒者拘泥于对“圣人”之言作解释上，与其说是新旧冲突，毋宁说是背后的名利冲突。其二，新学往往由年青人提出来，带有年青人的疑古和幼稚的特征，所以早在六朝《文心雕龙》中，就写了总结性评论：“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此话很厉害：“锐”确是新学的普遍特点，因为它刺向了旧学：“逐奇”本应是好事。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宇宙间、人间的未知数太多，不去追求奇妙的未知数，何以有进步？一般地说，进步史就是人类不断去逐奇才形成的。最关键在苛刻的“失正”一词，这是中国传统思维特有的一种概念，是对“新学”一种严厉的批判。因为“正”是中国传统的“正统”。谁是“正统”？谁解释“正统”？这是上天给中国人规定好了的。皇帝还可以轮流做，“正统”可是绝对不能丢的。自汉朝以来，中国深信“正统”只能是儒学大师们主观设计的一套，他们深恐年青人搞新学会冲垮他们的空中楼阁，所以从思想上作“正”、“邪”之分，形成一种极其高明的、超过西方中世纪宗教暴力的无形枷锁。这也就规定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不搞新学不可能，而搞新学是有框框限定，顶多只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国学范围内奇一点而已。
    那么，清朝末年的新学是什么概念呢？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是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1994年笔者应他的邀请去东大作客，见面就问这个问题。近日查阅资料，深感此问题问得高明，首先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朝最后十几年的时空区内，由于人类文明进步，由于中华民族的需要，新学的内含终于突破千年传统“新学”的单一局面，新学进入世界学术的轨道，新学更不用担心受到“失正”的斥责了。换句话说，自封为正统的儒家末流，虽也企图将近代“新学”纳入儒家范围，以保证“正统”永远正确。但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能弄清以上问题。其次，清末的中国文化财产，长年乏人整理，那么，历史上曾经照耀过中华民族前进之路的这一刹那间的新学，到底是什么？它的涵盖面有多么宽？深度如何？它的文化效果有什么？它后来怎样被更新之学所淘汰？都是很需要深入探索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三，滨下教授是日本学者中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佼佼者，以涉猎广又敏锐著称，他显然是碰过这个问题，想听听中国现代人的意见。我也同样认为，此问题牵连现代人的一些观念，从知识体系、文化进步，到中日两民族百年文化果实，都有可探索之处。所以本文不过是作初步探索而已，还祈海内外方家指教。其四，本文写法是用四部各具特色的书籍，来分析清末新学的范围和基本特色。至于与新学对映的清末旧学是什么？早已有梁启超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再重述了。[②a]
    二、《经世文编》系列体系
    《经世文编》是一种反映儒家经世思想的文编系列，汇集前人奏折、讲义、考卷、序跋、议论等文章，按政治主题分类，议论朝野现实问题。关于清朝二十余部《经世文编》的研究，近年已多见，不再详述。[③a]日本学者百濑弘早在40年代介绍过这个系列本身的体系变化，黄克武博士曾转述如下：“他认为陆耀的《切问斋文钞》是以朱子学思想为基础，故注意各种典礼，强调政治与道德的结合；至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加强了实际倾向，故删除了天文、乐律部分，而增加水利、河防方面的文章。鸦片战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光绪年间葛士浚、盛康的续编为适应新情况，增加《洋务》部分，介绍新知；至陈忠崎的三编，更明言《皇朝经世文编》中儒行、宗法、礼论、婚礼、丧礼、服制、祭礼等项对富强之术毫无裨益，故多予删除，而另增测算、格致、化学、矿务等。……”笔者认同这种评说，并进而认为，相对于清末而言，《皇朝经世文编》的体系可作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学术的一种体系。其分卷标题如下：
    学术：原学、儒学、法语、广论、文学、师友
    治体：原治、政本、汉法、用人、臣职
    吏政：吏论、铨选、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胥、幕友
    户政：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
    礼政：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政、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
    兵政：兵制、屯饷、马政、保甲、兵法、地利、塞防、山防、海防、蛮防、苗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