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 是战后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于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既创造了有利条件， 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引发了不利因素，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一初略探讨。
    一
    苏共二十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为中共八大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1 〕周恩来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2〕。可见，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充分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对于促进各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具体说来，苏共二十大促进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运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之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成了绝对的权威，也很少有人对他的特殊地位发出疑问和挑战。即使南斯拉夫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之后，铁托和南斯拉夫人仍相信斯大林是不会犯错误的，是无辜的，整个阴谋是由贝利亚集团造成的。毛泽东和中共尽管对斯大林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斯大林在世时，也不得不考虑他的权威和影响，担心被认为“第二个铁托”或“半个铁托”，因而顾虑较多。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大量材料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公开批判了斯大林。自此以后，世界各国共产党才被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共也才开始分析、思考和批判过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辩的许多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从而启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二）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弊端，这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模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各社会主义国家只许照搬，不能突破，否则，将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斯大林还声言，对苏联经验的任何轻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把苏联模式的选择用宪法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刘少奇在一届人大所作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便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道路不走，是不可能的。”〔3〕因此， 苏联模式很长一段时间禁锢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苏共二十大在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许多弊端。经过实践的观察和认真的反思，中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病，从而决心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强调：对于苏联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4〕可见， 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为中共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三）苏共二十大结束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局面，这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长期以来，国际共运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形成了一种以苏共为领导、为中心的状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苏共实际上已成为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核心，斯大林甚至提出：“无条件捍卫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绝对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时代条件有了新的变化，但苏联仍推行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政策，要求以苏联的利益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活动以及外交上要协调和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甚至某一个具体政策。就对华关系而言，苏联也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往往以“老子党”自居，而视中共为“儿子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和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实际上宣告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时代的结束，苏联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异乎去掉了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少了一份外在压力，从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地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四）苏共二十大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批判，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也具有重要意义。苏共二十大在公开批判斯大林的同时，也展开了反对和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来看待理论，“革命的理论不是僵硬的教条和公式的大杂烩，而是改造世界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实际活动的战斗性的指南”，因而“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革命理论”〔5〕。 苏共二十大不仅公开批判了教条主义，而且为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苏共二十大后，整个国际共运出现了批判教条主义的潮流，中共自然也不例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而这“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6〕。随后，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7〕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进一步破除了对斯大林、苏联模式和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而更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
    总之，苏共二十大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也就没有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曾说过：赫鲁晓夫“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8〕因此，苏共二十大为中共八大的召开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思想条件， 为中共八大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
    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制定的总方针及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共八大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共总的反映是“喜”大于“忧”。对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和制定的总方针，中共一开始就表示赞同和支持，并对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1956年2月19日， 《人民日报》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题发表的社论指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给予各国兄弟党以深刻的启示”，苏共二十大“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指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稳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的方向”。社论还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干部，仔细学习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也指出：“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9〕在八大开幕词中， 毛泽东又讲到：苏共在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0〕。刘少奇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对苏共二十大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仅“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的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1〕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这种评价、这种认识，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而是当时的真实感受和深切体会，而这就为中共八大借鉴苏共二十大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舆论准备。
    同时，中共八大召开之际，正是中苏关系最为友善的时期。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 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纠正了斯大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苏联党和政府不仅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而且还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苏中双边关系，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动性态度和平等友好气氛。为适应和回报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国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苏联政策上也表现出充分信任和精诚合作的态度，不仅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与苏联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而且对苏联的建设经验高度重视，虚心向苏联请教。这些因素，直截促成了中苏关系的日趋密切和友善，使中苏关系进入了最佳状态〔12〕。可以说，中共八大召开之时，正是中苏关系的鼎盛时期。这种友好的中苏关系，就为中共八大借鉴苏共二十大提供了外交基础和外交上的便利。
    再者，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并没有否定“以苏为鉴”的方针。相反，由于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我党更加强调整了实行这一方针的重要性。周恩来在1956提5 月的一次报告中就指出：“苏联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要向苏联学习。这一点是肯定的，不容许动摇的。我们并不因为这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就说苏联也有错误，就不学了，那是不对的”〔13〕。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又重申：“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14〕。这表明，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经验不足，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仍十分强调要学习、借鉴苏联。可以说，中共八大借鉴苏共二十大既与党当时的指导方针一致，也是当时客观环境的要求。
    具体说来，中共八大对苏共二十大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有关国际局势发展新观点的借鉴。苏共二十大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些新观点，为中共八大分析和判断国际局势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比如，关于两个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列宁提出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而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是依靠其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来实现的，而决不会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实行武装干涉来实现〔15〕。对于上述观点，中共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以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论证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16〕。应当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中共已初步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苏共二十大之后，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就更为清晰和明确了。周恩来于1956年5月便直截了当地说：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 “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17〕。八大也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着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一切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18〕因此，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中共八大受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又如，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的观点。苏共二十大一方面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引起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反动势力仍然会进行军事冒险和侵略，并且仍有可能企图发动战争。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又指出：阶级力量即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对战争能够起决定作用，由于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一大批其他国家的人民反对战争的力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力量，“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这一结论，中共是赞同和推崇的。尽管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此，《人民日报》1956年2月19 日的社论指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坚定的信念，将鼓舞千千万万的和平保卫者为争取国际局势的普遍缓和而进行坚持不渝的斗争”，高度评价了这一观点。在八大文件中，这一观点也有体现和反映。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就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19〕。这里实际上已指明战争可以避免。与此同时，八大又指出：“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进行侵略，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以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决不可以放松警惕。”〔20〕可见，中共八大一方面承认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又指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这与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基本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