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关于是否用武力防止台湾“失陷”的讨论仍在继续。2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审议了台湾问题。军方认为美国在台湾应该有军事存在，建议“在台湾的某一个或几个港口部署少量舰队”[28]。但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坚决不同意此建议，认为既然美国不打算在台湾采取大规模的武装行动，那么小规模的部署舰队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使美国成为众矢之的。艾奇逊特别强调说：若要想美国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美国必须谨慎从事，设法“掩盖我们想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愿望。”[29]艾奇逊提出的措施包括：（1）派一高级官员赴台北，“加强同台湾当局的联系”；（2）改善台湾当地的经济状况；（3）尽量掩盖美国的真实意图，“缩小美国在台湾官方活动的色彩”；（4）尽力“阻止大陆难民向台湾涌入”。[30]3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采纳了艾奇逊的建议。
    艾奇逊派往台湾执行上述使命的是美驻华使馆参赞利文斯顿·默钱特。默钱特以美援为诱饵，企图说服陈诚设法阻止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陆国民党人员来台湾。但默钱特很快就感到根本不可能指望陈诚实现美国的打算。于是建议由司徒雷登向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提出“换马”的要求。艾奇逊犹豫之后还是接受了此建议[31]。美国人比较属意的是在美留过学的孙立人。美国的想法与李宗仁不谋而合，因李为了争取美援，已在打算通过在台湾政界的“换马”以取悦美国[32]。但此时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人事权仍在其掌管之下。李宗仁表示自己不便给蒋介石提换人的建议，希望美方提出。正值司徒雷登有所犹豫之时，陈诚已听到风声，便用以守为攻的策略，向司徒雷登先致一函，表示他可以让位给孙立人，但此举尚需由美国征求蒋介石的意见。此后的一些迹象表明蒋介石在暗中抵制美国的方案。例如，蒋介石的亲信，前外交部长王世杰此时在台湾发表有针对性的关于台湾归属“已定”的讲话，其中特别提醒人们警惕“帝国主义”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控制台湾的企图”。随后，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孙立人，对其进行了笼络。接着，宋子文又于4月中赴台湾活动。宋子文此行的目的在美国人看来，旨在按蒋介石“某种指令”，对“美国对台湾态度”进行摸底。面对蒋介石一派的抵制，默钱特十分沮丧，政策建议也出尔反尔，一变再变[33]。
    四、“托管”台湾的试探
    此时，关于台湾的“地位”问题，华盛顿又掀起一次风波。以前美国决策层对台湾的归属问题都是在暗中策划，而这一次，美国国务院新闻事务特别助理迈克尔·麦克德莫在4月15日讲话时却将“台湾的地位”与“战时的库页岛”相提并论，声称：“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这是美国政府所密谋已久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首次公开亮相。“台湾地位未定论”公开抛出后，台湾舆论界一片哗然。美国此时亮出这一张牌，实际上是想投石问路，试探一下大陆和台湾的反应。视台湾舆论反应强烈，艾奇逊于5月指示美驻广州代办和驻台公使：国务院发言人讲话虽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但此事涉及广泛，暂可不必与台湾当局进一步提及。以免被蒋介石或陈诚披露出去，于美国影响不利[34]。此后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暂时没有公开提起过“台湾地位未定论”。
    但扶植“台湾当地非共产党中国人的政权”的企图失败后，华盛顿又开始酝酿一个新的阴谋。这就是由联合国“托管”台湾。5月初，默钱特致电艾奇逊，就美国对台政策提出两条新的建议。他认为美国不能再寄希望于在台湾建立一个“开明的”政府，因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控制台湾，都难免使台湾摆脱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宜再考虑给台湾经济援助。他的两项方案一项是“文”的，一项是“武”的，这就是：（1）美国应着手探讨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2）加紧在台湾建立美国海空军基地，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控制。默钱特的建议引起艾奇逊的重视，他指示默钱特立即回国磋商。默钱特与艾奇逊商议后，于5月底向远东司提交一份报告。该报告放弃了上述第二条建议，称美国“不宜派兵”去台湾和“承担”该岛的防务“义务”。报告集中阐述了美国应如何运作，才能实现将台湾交付联合国托管的目标。远东司与联合国司协商后，于6月9日向国务院提交了更为具体的计划，包括：美国先与盟国协商，再由“台独”分子提出呼吁，然后要求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在会议上形成举行台湾“公民投票”的决定，使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并最终实现台湾“独立”[35]。
    将台湾问题交联合国托管虽然有了实施方案，但国务院内部对此意见并不完全统一，身为政策设计司司长的凯南就持不同意见。6月下旬，政策设计司设计了一份“火药味”更浓的计划，这就是让美国和一部分盟国出兵占领台湾，形成既成事实后，再操纵台湾公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托管或直接宣布独立，“建立一个由国际或美国控制的临时政权”。[36]凯南的建议如此露骨，在外交上主张慎重行事的艾奇迹逊，自然是不会同意的。凯南的备忘录后被注销。然而，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在台湾寻找代理人的建议，还是默钱特“托管”台湾的构想，或是凯南“清除”国民党的主张，它们殊途同归，证实了美国决策集团一贯处心积虑地在觊觎台湾。
    中国国内的形势此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随着南京解放，蒋家王朝宣告灭亡。5月26日蒋介石退居台湾。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对美国政府来讲，意味着其扶蒋反共政策的彻底失败。华盛顿此时所面临的难题已不再是怎样防止国民党的全线崩溃，而是如何为自己的失策进行辩护。《白皮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发表的。此后，美国政府推行了一段“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然而，时隔不久，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之时，美国政府内部策划已久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终于被正式抛了出来。
    结语
    二次大战时，美国出于削弱日本的目的，促成了《开罗宣言》的签署。战后，美国协助了中国对台湾的收复和从台湾遣返日本国民的行动。然而，美国是将台湾视为其国际战略棋盘上的一个筹码来考虑的。只要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尚牢靠，只要台湾还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也就可以“不介入”台湾问题。可是当国民党临近失败之时，美国便开始考虑对台湾的其它选择，包括“占领”、“自治”或“托管”等。然而，屈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海峡两岸的反对，美国觊觎台湾的企图一直没有得逞。最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干涉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时机。而“台湾地位未定论”，便成为华盛顿为自己的“遏制”政策和侵略行径开脱的借口。
    注释：
    ①参见宋子文1944年7月24日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谈话中，代表蒋介石发表的对战后地区格局的几点看法，FRUS1944,vol VI,第1165页；中共代表博古1944年9月12日发表的意见，见FRUS1944,vol VI,第586页。
    ②George Kerr,Formosa Betrayed（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966），chaps.1-3.中文译文见陈荣成译：《被出卖的台湾》（台湾：新观点丛书，登记号5241，无出版年份），第19-21、30-31页。
    ③FRUS（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pp.258-259.
    ④FRUS1946,vol.X,pp.891-892;896-904.
    ⑤FRUS1945,vol.VII,pp.1136-1137;p.1144.
    ⑥FRUS1946,vol.X,p.1261;p.1267,注释11。
    ⑦FRUS1947,vol.VII,p.433.
    ⑧China White Paper,p.308;关于美方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见司徒雷登1947年4月18日致蒋介石的备忘录，见China White Paper,pp.923-938;另外，台湾官方对事件的看法，可参阅1947年3月3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关于台湾”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载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五年省情》（南京出版社，1989），第598-622页。
    ⑨陈荣成译：《被出卖的台湾》，第19-21。
    ⑩[11][12][13]FRUS1947,vol VII,p.467;p.725;pp.471-479;pp.475-476.
    [14]关于美国决策圈的”战后不安全感“的缘起，见Norman A.Graebner ed.,The National Security;Its Theory and Practice 1945-19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3-36.
    [15]美国国家档案馆：“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Assistance to China,”March 24,1948,in NSC 6 folder,NSC Records,RG 273.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
    [17]IMManuel C.Y.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0），pp.631-632.
    [18]美国国家档案馆：Memorandum to Mr.Lovett et al.,attached to“Kennan to Secretary,”in 306－001,RG59.
    [19]FRUS1948,vol.Ⅷ，pp.146－155.
    [20]美国国家档案馆：Memorandum,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November 24,1948.Attached to NSC“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December 1,1948,NSC Records,RG 273.p.1.
    [21]美国国家档案馆：“Letter from Butterworth to Lovett:U.S.Policywith regard to Proposal that U.S.Naval and Marine Forces at Tsingtao be transferred to Formosa”,January 13,1949.# 2p.
    [22]美国国家档案馆：“Letter from W.Walton Butterworth to Kenneth C.Krertz”,January 15,1949,# 2p.
    [23]美国国家档案馆：“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January 19,1949,attached to NSC 37-1,January 19,1949,NSC Records,RG 273,pp.1-5.
    [24]FRUS1948,vol.VII,pp.601-602.
    [25]谢齐家、詹斌，《中国革命建国史》（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77），第544-545页；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第435-436。
    [26]美国国家档案馆，NSC 37/2,February 3,1949,NSC Records,RG 273,pp.1-2.
    [27][29]FRUS1949,vol.IX,pp.281-282;pp.294-296.
    [28]美国国家档案馆，Memorandum,JCS,“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Formosa,”in NSC 37/3,NSC Records,RG 273,P.2.
    [30]美国国家档案馆，Memorandum by Dean Acheson,“The Current Positionof the United States,with Respect to Formosa”,attached to NSC 37/4,February 18,1949,NSC Records,RG 273,pp.1-2.
    [31][32][33][34][35][36]FRUS1949,vol.IX,pp.297-299;pp.718-721;pp.300-338;pp.328（当页脚注）-337;pp.324-350;pp.256-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