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还突出表现在对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研究上，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邓力群的《张闻天在东北的业绩》，顾卓新的《李富春对东北解放战争的重大贡献》，洪学智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的黄克诚》，郭峰的《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陶铸》（以上4篇文章均载于《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朱元石的《刘少奇与抗战结束后争夺东北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冯毅的《解放战争初期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朱建华的《陈云同志对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3期），杨国庆的《罗荣桓在辽沈大战中》（上、下）（《星火燎原》1985年第1、2期），刘信君的《毛泽东与东北解放战争》（该文入选了全国社科系统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研讨会，后编入该会论文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和《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贡献》（该文入选全国“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后编入该会论文集《陈云和他的事业》下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4月版）。
    这个时期，对战略决战--辽沈决战的研究，除上述一些著作涉及到外，还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如：周宏雁、袁伟的《浅析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王道平的《关于战略决战的理论与实践》（《军事历史》1988年第6期），陈炎、沈兆璜、柳金铭的《伟大的辽沈决战--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3期），周宏雁的《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评蒋介石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军事史林》1988年第4期），张亦民的《论三大战役的指挥艺术--纪念辽沈、淮海、平津战役40周年》（《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88年第4期），牛兴华、杨延虎的《关于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决策过程的探讨》（《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尤以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国防大学科研部、中共党史研究室、军事博物馆各位专家的《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纵横谈》（连载于《军事史林》1989年第2、3期）为其代表作。该文对战略决战前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及中共中央战略决战决心的形成、战略决战的作战方针及特点、决战思想和指挥艺术、将帅协谋、“全方位”政治攻势、后勤保障、国民党失败原因、三大战役在决战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以及战略决战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等诸多重大问题作了深入讨论，叙述准确，立论精辟，史论结合，对研究东北解放战争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对于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形成及意义，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作战方针、方向及战略重心的转变，四平保卫战，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第二条战线，东北国民党军起义原因、作用，国民党军在东北迅速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亦有许多人探讨。
    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些研究者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往往用当代人的观点思想研究历史。如：许多人根据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且战且退，尤其四平保卫战失利，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认为得不偿失。而没有把中央的战略方针放在美苏妥协及国共和谈--关内停战、东北亦有可能停战的全局上考虑。有的人认为，如果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实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情况将会大不一样。这无疑是主观臆断。人的认识需要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事情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到1945年11月，中共军队比国民党军早进入东北两个月，兵力发展到20余万，已解放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再加上有苏军的帮助，当时的东北对中共十分有利，这时没有理由非得先到农村去。后来国民党军进攻东北，苏军态度亦有变化，中共中央由“独占东北”变成且战且退，配合国共谈判，争取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一定地位。试想一下，如果中共军队不是逐次抵抗、消耗国民党军，全部美械装备的毫无损失的国民党军占领大、中城市后，仍然会全力攻打已被中共军队解放的小城镇及广大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仍需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打仗，血战仍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四平不变成马德里，长春、哈尔滨也会变成马德里。当然，四平保卫战要不要打那么长时间，是值得探讨的。如果在5月15日国民党军发动总攻前，东北民主联军主动、从容撤退，损失会减少很多，也同样起到了配合国共和谈的作用。应该说，从山海关、锦州、秀水河子到本溪、四平，中共军队的英勇作战，为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争取了7个月的时间，也大量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因而才有1946年6月的东北停战（实际停战长达4个月之久）和国共两党沿松花江南北对峙的局面，保住了整个北满根据地及东满、西满、南满的一部分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党争取东北的大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
    其次，许多论文人云亦云，缺乏理论思维；有的则堆砌史料，排列过程；有的则没有鲜明观点，表面上看好像一分为二，实际上是调和折衷；有的则偏执一端，不能自圆其说。
    第三，东北解放战争史还有许多争鸣的问题。如：如何评价马歇尔在东北的调处，一种观点认为马歇尔在东北的调处与其在关内调处没有什么区别，本质都是一样的；一种观点认为马歇尔的前期调停基本上是公允的，但在东北问题上则明显是偏袒国民党，是扶蒋、抑共、遏苏。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在如何评价“八·一五”前后中共中央“向南发展”及“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时，一种观点以后一战略方针的正确来否定前一方针，认为中共中央“向南发展”的方针是错误的；一种观点认为“八·一五”前中共中央“向南发展”的方针是当时国内外政局决定的，无可非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也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决定的，由前一种方针转向后一种方针，恰恰体现了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能力及政策的灵活性、现实性。此外，在如何认识中共中央“独占东北”的方针、东北土改中“左”的错误、怎样评价四平保卫战、东北局前9个月的工作、“围困长春”战役及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彭真、林彪、高岗的作用等重大问题，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四，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点。最大的空白莫过于对国民党方面的研究。除了上列几书外，还能看到的多为纪实文学作品，很难见到资料翔实、立论准确的佳作，论文亦十分少见。对于国民党对苏政策与行政接收东北的失败，国民党“先南后北”战略是如何制定的，国民党在东北三年中战略策略的变化，蒋介石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败的关系，国民党各派系在东北的争斗，国民党在东北的接收政策、接收经过，法西斯统治及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重大问题，由于缺乏资料，几乎无人涉足。有志之士，应下大功夫收集资料，加强研究，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对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实践，东北我军为什么从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中共中央为什么曾拟东移长春等问题，亦无人问津。此外，关于“八·一五”光复后的日俘日侨问题，苏军占领东北期间掠运军用民用物资问题等，同样是空白。对于这些空白点，史学界同仁是有责任填补的。
    综上可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优秀的学术著作、论文不断出版、发表。同时，也存在令人担忧的学风问题、众说并立的争鸣问题、无人问津的空白问题。这表明东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总体水平还不高，研究的深度还不够。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有关东北解放战争史的力作正在倾注全力编写，如：由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合力编著的新的“四野战史”，由佟冬主编、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著的《中国东北史》（共6卷）第6卷，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3、4、5卷，由刘信君撰写的吉林省“九五”规划课题《毛泽东与东北解放战争》等。我们深信，随着日月的推移，将会有数量更多、水平更高的成果产生出来，并将东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