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曾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説法，他的见解常受人误解（详後），但其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窃以爲仍应引起今日治史者的关注。实际上，若“史料学”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和运用，还真可以説是大体上涵盖了史学的主要内容。这正是傅斯年的意思，他曾把近代史学方法界定爲“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在此意义上，“近代史学亦可説是史料编辑之学”。①而从搜集到运用的整个史料处理进程，都牵涉到一般所谓“史识”，愈到後面的环节就愈明显。若把对史料的处理提到史识的高度来认识，或更能理解傅斯年的意谓。
    傅先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作《旨趣》）一文，②也历来多受关注，诠释不一，而以王泛森兄所论述最爲平正允当。王着出版已多年，惜其以英文刊布，在中国大陆流传不广。後之论傅斯年史学及《旨趣》一文者，多视而不见。如王先生所言，《旨趣》一文中类似“反对疏通”、主张“证而不疏”、以爲“推论是危险的事”等，都是“常被批评的部分”。其实这些见解也类似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説法，是傅斯年“行文时惯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亦即爲吸引他人关注而夸张表述其立场的一种策略性举措。③
    《旨趣》一文发表後两年，傅斯年在给王献唐的信中説：
    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爲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於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此志似可，而自愧力有不及。如承指正，感荷无量！拙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爲正统汉学者误爲同调。④
    这虽是私信，却可视爲点题之笔，表明《旨趣》一文实有所针对，有特别的立意，多少带些故意説的成分。但他爲什麽要这样説，而其他人爲什麽会“误解”，实在意味深长。只有置於当时的思想和学术语境之中，结合其作意进行深入剖析，才能充分领会其旨意（有些思路，甚至要与此前更长久的学术思想进行对照，方显清晰）。而领会了傅先生何以如此説及他人何以误会，也就对当年的学术思想语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傅斯年围绕“史料学”的相关言论，往往表述得非常简明乾脆；而其背後的心态，实甚复杂。他的很多説法和做法，例如把历史和语言捆绑在一起，作爲其研究机构的名称；例如“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⑤等等，隐约中常可见清儒擅长的“小学”之身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清代汉学，所以他才有意区分於“汉学之正统”。也正因此，他不得不故意多批评“正统汉学”的代表章太炎，且出语苛刻（其在《旨趣》一文中对章太炎的具体评説，即使就傅本人而言，也不一定代表其实际看法）。
    从民初的学术取向看，傅斯年自己的研究，实更接近所谓的“新宋学”（详後）。⑥所以他常説清人口中的宋学是明学，而汉学则是开考证之风又重考异的真宋学。⑦且明学也有官学和民间私学的区分，前者即理学，後者乃是真朴学：“朴学之兴，始於明。最初求博，後求精，再後求精求博而更求通，顾、黄集其大成。卒因政治之影响，後之学者，不敢追踪前贤，乃专注於考证。”换言之，一般皆以乾嘉之学爲清代汉学的顶峰，而傅先生则视之爲朴学的衰落。他对清代史家不满，也因其“爲避免文网，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编纂，而趋於考订史料之一途”，亦即把整体的“史料学”缩略到局部之一隅。故其即使有成绩，且拓展出边疆史地、金石学和辽、金、元史等新追求，所获也终有限。⑧
    不过，傅斯年清楚地知道，时人心目中的宋学，所代表的正是讲性理的空疏之学；民初颇得提倡的国粹观，也带有强烈的伦理倾向；他更担心中西旧史学那讲求文字和见解的文人风气对当下史学的影响。⑨三者其实都指向昔人所説的“义理”，故他在意识层面和下意识中，都对五四前後颇受青睐的“哲学”有着很强的警惕。⑩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不提倡史学言説的系统性，更正面反对所谓疏通，实际却又推崇真正的通达。他知道治史无法做到客观，但正因此而侧重於防止主观（所以要从史学退到史料学）。他既重视历史的个别性，明确任何事件皆单体；又注意历史现象那复元的一面，主张以多元取向来趋近客观。
    可知傅斯年一面要与旧“汉学”划清界限，一面又要与旧“宋学”分疏，还刻意“反对‘国故’一个观念”。他更提出，“後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11）与前引“近代史学亦可説是史料编辑之学”对照，可知他特别强调其史学之“近代”或“後来”的定位。其努力方向，更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2）注意傅先生想要争的是“东方学正统”，而不想要的学术认同则是“汉学正统”。但这东方学又不是仿效西方的，乃是他所谓“不国不故”的，（13）即超越中西和往昔的。所以，他想要超越的旧史学，不仅是中国的，还有西方的；则其想要建立的新史学（东方学），也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即要区别於以写作爲考究的既存中西“旧史学”，而建立一种以史料爲基础的世界新史学。这一取向，与当时流传於国中的各类“新史学”，也未必是同调。
    所有这些，迫使傅斯年常常处於不得不如是説的状态之中，还不能不説得斩钉截铁般不妥协。他虽寄希望於其所谓科学方法，以将史学导向正路；实际这方法究竟何在，仍在其探索之中，并未获得解决。（14）由此看去，傅先生所谓“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爲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於自然科学之境界中”，不过是提出一个努力的方向；而其“自愧力有不及”，恐怕是带有双关意味的实话实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