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以下简作“傅档”）。傅斯年档案现已完全开放，而在未曾充分开放时，我已获允查阅，谨向前後几任史语所所长致谢！其中的材料，过去较少使用，本文会略多援引。
    ②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4册，253-266页。
    ③Wang Fan-shen,Fu Ssu-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73-81；王泛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4年，164-165页。
    ④傅斯年致王献唐，1930年9月13日，张书学、李勇慧辑：《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録》，《近代史资料》总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37页。
    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2册，167页。
    ⑥关於“新宋学”，可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2-375页。
    ⑦傅先生明言：“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2册，166页。
    ⑧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档。
    ⑨按傅斯年对旧史学之“文学”特色的界説是，“偏於技术多，偏於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爲见解的如何”（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档）。所以这里的“文学”，或近於後人所谓史观。
    ⑩参见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1期。
    （1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261-262页；“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第一期工作报告书（修改稿）”，傅档。
    （1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266页。
    （13）傅斯年特别强调，他所谓“不国不故”，“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之表显”。所谓“不国不故”，本有时空两面的涵义：不国即世界的，不故即“後来”的。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262页。
    （14）如他喜欢説统计，也曾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但他明确感觉到时人对统计的普遍误会，常要反复解释统计的真正意义，最能体现他面对所谓科学方法的内心紧张（详另文）。
    （15）廖平、吴之英：《经学初程》，成都存古书局，1914年，页15A。
    （16）参见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5期。
    （17）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1909年11月2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498页。
    （18）章太炎复李续川书，引在厉鼎煃：《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132页。
    （19）章太炎：《訄书（重订本）·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30-331页。
    （20）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1935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310-311页。
    （21）王泛森已指出，“出现在史学方法论教科书上的，并不一定反映在实际工作的层次”。故不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里程碑式的宣言，而忽略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眼光及方法的转变”。参见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343页。
    （22）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5页。
    （23）朗格诺瓦（Ch.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此书在中国影响甚大，从那时起到现在，国人讲史学方法的书，大都或全面或部分地借鉴了此书（尽管有些人并未明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