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是建国后我党进行的一场有严重失误的政治运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①]《决议》中的这句话常被理解为数量上的扩大化。笔者认为，这样理解不够全面。“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性质上的扩大化，把一般性右派上升为资产阶级右派；二是数量上的扩大化，把极少数右派分子扩大为55万；三是处理上的扩大化，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一）
    1956年初，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拥护或能够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人民服务者，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②]这种客观、正确的评价，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1957年始，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一步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毛泽东提出加强思想教育的办法。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队伍应该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并把它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的依据，指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150万人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中间派进一步”[③]。毛泽东的讲话对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5月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多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听取其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向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但也有极个别人乘机提出多元政治论、社会主义不合国情论，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5月15日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之分。这时的左、中、右不再是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的依据，而成了在人民内部同右派进行斗争的依据。
    6月8日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后，对右派性质的判定愈来愈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开始使用“反动分子”、“最积极疯狂分子”[④]等词。6月10日在《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⑤]。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开始提出一般性右派转向资产阶级右派。在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概念，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⑥]。此后，无论是报刊，还是党内文件，普遍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场阶级斗争”。毛泽东在7月1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⑦]。尽管如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7月11日对中央统战部建议的批示中，还是讲在“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同时指出，右派中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已经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
    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后以党内文件下发），由于对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文中强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⑧]。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做革命促进派》的总结讲话中，改变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分析，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是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这样，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定性从社会右派上升为资产阶级右派，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从整个社会看，虽然还客观存在着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社会力量，但这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社会成员在思想觉悟上、甚至行为上的差异，如果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依据，特别是把它局限在知识分子范围内并作为同“右派分子”进行政治斗争的依据，则是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当时情况来看把一部分人的过激、错误言论无限地上纲上线，必然导致性质判断上的扩大化。在整风运动中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传者或一般性右派（落后分子），对于他们应该进行批判和教育，对于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者，则应该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二）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第二层含义是数量上的严重扩大化，右派分子由极少数人为地扩大为55万。
    早在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状况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八十左右”，缺乏政治觉悟的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并强调“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⑨]。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有党内外思想工作者800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在500多万知识分子中，极端反动的知识分子“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并指出帮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仍是我们的任务，“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要“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⑩]。
    1957年4月，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党内开门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近一个月的整风运动中，紧张的政治气氛改变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5月中旬，毛泽东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并于15日以党内文件下发。它标志着党中央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开始转向反击右派。文章指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11）]。这实际上是在6月8日大规模开展反右派运动之前，对反右派斗争的规模作了规定，确定了打击右派的数量依据，并规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
    对知识分子中右派的这种估计，到反右派运动中进一步发展成为具体的数字指标，成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数量依据。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在反右派运动初期，中央的设想本来是“批判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留下回旋余地，以便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12）]。也就是说，反右派运动的重点是批判右派的思潮，而不是批判个人。但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结果造成中央和毛泽东把斗争的重点由批判右派思潮转向批判右派分子，使得对右派的估计进一步数字化。6月29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13）]。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仅仅过了10天，中央指示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7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提出：“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有八千人。例如北京约有八百人，上海有七百人，包括大学生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五十人）”[（14）]。同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提出：北京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学生中的右派也“占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其中骨干分子有50多人[（15）]。
    由此可见，这已经不是主要批判右派的政治思潮，而是更多地着重于对具体右派人员的斗争。尽管如此，人数还较有限制。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的青岛会议重点对反右派运动进行了具体部署。8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要求运动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以后又提出向中小学教职工）展开，并且指示要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使得“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16）]。据9月八届三中全会统计，已划右派6万余人。到1958年夏反右派运动最后结束时，右派多达55万。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思想斗争，应该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潮为主。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从批判错误思潮转向对人的斗争，从思想教育转化为一场暴风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加之采取了错误的“指标现象”的工作方式，便导致了反右运动在数量上的严重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