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个问题，研究者们从两个层次上进行了探讨。一个是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评价。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对抗战胜利后形势的一种估计，是争取和平局面的一个口号，是对蒋介石反动政策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和一件武器。它的提出“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有助于革命胜利发展的”。正如毛泽东所言，它“在敌人面前是主动的，是防御的口号”。“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因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或是用实践来检验，都是正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在后来的形势下“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在它提出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战便取代了和平，说明它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是对国民党的战争政策估计不足的表现”。暴露了中共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的过早肯定的缺点”，对形势的估计是“不甚准确的”。
    另一个是对全党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新阶段”过程中，刘少奇在战略指导上的评价。探讨主要围绕1945年下半年刘少奇与争取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和1946年上半年刘少奇与制定、贯彻“2.1指示”两大战略指导方针进行评价。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1945年下半年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期间，对全党工作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这集中体现在他根据中央的决策，适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布署。有的研究者称刘少奇对争取东北的战略指导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一着”，是他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对于刘少奇起草的“2.1指示”及其后果，研究者似有些不同意见。多数研究者认为，“2.1指示”作为动员全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新阶段而奋斗的纲领性文件，其基本原则是正确的。因为它在概述政协会议的成果是以和平为主要倾向的同时，还提出了以练兵、减租和生产为中心工作，来防备国民党军队可能作出的破坏和平行为。刘少奇在指导贯彻“2.1指示”的实际工作中，头脑是清醒的。《刘少奇年谱》公布的大量有关文电，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后来和平局面被破坏，原因既不在于指示本身，也不在于实际工作的具体指导，而在于国际反动势力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少数研究者认为，“2.1指示”是中共对国民党的战争政策估计不足的反映。因为它认为“和平局面已经确定地到来”，“虽然也讲到练兵、生产的一面，但主要的是批判对和平实现的不相信，对蒋介石也能实行民主政治的不相信，和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的不相信，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使1946年2、3、4三个月成为中共在“战备的某些环节放松的三个月”。
    笔者认为，对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评价，应该维持中共八大对它的分析，即“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⑥]但是“和平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⑦]对于忠实体现中央精神的“2.1指示”亦应以历史的态度对待之。
    注释：
    ①②刘少奇档案。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8页。
    ④王光美：《刘少奇同志的简要历史》，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⑤《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1页。
    ⑥⑦《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04、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