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训练
    南京中央军校建立后，以“政治训练与军事教育并重”为方针，从开学的第一天起蒋介石就强调，军校学生在政治方面“要受严格的训练，守严格的纪律，服从党，服从主义”；[③c]1929年国民党“三大”确立了“军事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成为一体”的原则之后，政训工作在南京中央军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原先隶属于教授部的政训处开始独立工作，名义上直属于校本部，实际上由军委会政训处直接节制，所有政工人员均由军委会政训处统一委派。1932年黄埔系的秘密宗派团体力行社成立后，军校的政训工作又一直在力行社的控制之下活动，成为蒋介石专制统治的一块重要阵地。
    军校政训工作从政治教育与政治训育两大方面展开，政治教育侧重于政治理论和政治知识的灌输，由政治教官负责向学生讲授党义以及社会科学课程，政治训育着眼于人格、精神之陶冶，由训育教官及训育员分负其责。[④c]
    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的实质，是通过严密的政训工作体系监视学员生的思想，约束学员生的行为，“凡是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⑤c]同时又是利用讲课、讲话、讨论，以及其它各种政治活动，向学员进行反共、领袖独裁的思想宣传，以造就军校学生的蒋记“三民主义灵魂”。当然，军校的政训工作也包含着抗日爱国的思想内容，其训练计划中明确规定，要“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之最大敌人。”[⑥c]这种教育无疑有利于军校学生作好抗日御敌的思想准备。
    “军人精神，居军队教育上首要之地位”。南京中央军校的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训练是以蒋介石的军人精神教育作为思想指导的。蒋介石十分注重于军校的军人精神教育，几乎每逢军校学员生的开学、升学、毕业典礼和各种纪念仪式，他都要临场发表军人精神教育的训话。
    蒋介石的军人精神教育，其中心理论，是所谓“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尽管它着上“三民主义”的外衣，以“统一御侮，复兴民族”相标榜，但究其思想实质，乃是向军人灌输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思想，力图使全体军人的思想、意志、信仰和行动全都统一到蒋介石的旗帜之下。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合万人之心为一心”。[⑦c]从而巩固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最高领袖”的独裁专制政权。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把所有军校学生锻造成其专制统治的武力基础。
    （三）军校教育与中国现代军事教育
    借助先进的军事科学建设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所追逐的目标。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兴起军事革新潮流，则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近代建设提供了一个国际氛围。当时各军事强国在总结一次大战的经验基础上，着力研究和发展军事科学，以增强各自军队的实力，谋求在世界军备竞赛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由此，各种新的军事理论，新的作战思想，新的军队组织编制和各种新式武器装备都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
    世界军事学术和技术大发展的潮流给予南京政府的军队建设以深刻的刺激。然而要顺应这一潮流，则必先依赖于军事教育之进步。于是，南京中央军校便充当了南京国民政府采行现代军事教育，传播和引进现代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媒介。军校对于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聘请德国军事教官和采行德式教育，是军校推行现代军事教育的首要内容。
    德国的军事技战术和德国的军国主义黩武精神，很早就为蒋介石所心向往之，他曾赞叹：“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①d]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由于蒋介石同苏联的绝交，因而聘请德国军事专家来华替代苏联顾问，便成为他的迫切需求。为此，他于1928年夏派遣了以陈仪为团长的军事考察团赴德访问，以接洽聘请德国顾问事宜。[②d]于是从1928年起德国军事专家相继来华服务。前后由鲍尔、柯利伯、佛采尔、赛克特、法肯豪森等人主持了五届军事顾问团。顾问团在华十年的中心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整编和训练一支现代化精锐武装，而协助中央军校施行现代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则是其中重点之一。
    军校首先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设立了军官研究班和航空班，分别由德国教官王格姆（Wangenheim）少校、赖曼（Lehmann）上尉和毛奇（Maltke）上尉等担任讲授和训练工作。但军校全盘采用德式教育则是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由德国顾问所训练，并以德式武器所装备的教导一、二师，为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蒋介石把顾问奉若神明，回归南京后即命令中央军校之学、术两科教育，一律改用德式课程与训练、先后聘请德国的步、骑、炮、工、辎重、战车、宪兵、警察、兽医、军医、航空、测量、化学战等一批专门人才来校分别担任各项课程的指导。于是，军校从1930年的第八期开始，终以德式军事教育取代了在中国已沿用了30多年的日式军事教育。
    采行德式教育后，军校的养成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均趋于完善和现代化。在学科方面，其课程增设了通讯学、航空学、瓦斯学、战车学，以及自动车输送学等现代军事学科；在术科方面，其注重和加强射击训练、实地战斗训练，以及诸兵科尤其是步炮两兵科协同战斗训练。教学上的这种改进，得以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现代军事技能和现代军事学识，顺应一次大战后陆军教育之新趋势。
    引进和介绍现代军事学术，是军校推行现代军事教育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承担此项任务的是军校编译处。其主要工作是：编译全校所需各种军事书籍和教程；审查和收集国内外各种军事书籍、杂志与图表；介绍各国最新军事学术；报告各国军事发展现状。而翻译世界现代军事文着，介绍世界最新军事学术，则是它的工作重点。当时其主要译作是德国的各类军事教科书。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4春，军校就已译成德文书籍80多种，包括步兵、骑兵、工兵运输等各兵种。这些书籍都是一次世界大战后介绍现代军事学术的最新教材。其“不惟为本校所遵用，即全国各军师及各军事学校亦复望风仿效”。[③d]
    除了德式教育和介绍现代军事学术两大工作外，军校还特设了军事教育指导委员会，聘请一批军学界名流和具有专科特长的人才担任该会委员。由他们指导军校各兵科之教育并提出各科教育改革的建议，以及进行军事学术讲演和介绍有关各兵科的教程、着作等。通过这一机构，达到集思广益，共促军事教育之革新，以适应现代军事学术进步的目的。
    应当说，南京中央军校对中国现代军事教育所作的上述工作，客观上承担了“提高中国军队的程度，增加中国军队的力量，使其能与外国的军队并驾齐驱”[①e]的任务。这不仅比之于中国先前的军事教育是一个进步，而且也成为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军事教育的模范和表率。
    三、南京中央军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南京中央军校推进了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化，但此种进程并未超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军事历史范畴。
    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从严格意义上讲肇始于清末民初兴办的新式军事学堂。自1885年李鸿章筹建中国最早的西式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起，全国各类新式武备学堂相继诞生。辛亥革命以后各系军阀所设的军事学堂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学堂虽然引进了近代西方军事教育的某些程式，然而从整体上讲却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与缺陷。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则局部地改变了这些状况。
    首先，清末民初的军事学堂多系各派军阀私自掌握，其各自为谋，互不统属，不仅使整个国家的军事教育体系混乱不堪，而且也限止了各个军事学堂本身的发展。南京军校则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央军事学校。其建立以后就根据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所规定的统一全国军事教育之原则，率先统一了中国的陆军养成教育。进而又全面、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军事教育，从而使中央军校办学规模的庞大、教育体制的完备、以及教学条件与教学质量的先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划一当时国民的军事教育，健全国民党的陆军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继它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三十年代先后设立了全国性的陆军大学和步、炮、工、骑、辎重等兵科学校，基本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诸兵种、多层次的陆军教育网络。
    其次，清末民初的军事学堂只重视单纯军事技术的传授，而忽略精神和思想的教化，以致培养出来的军人不是“暴戾恣睢，予智自雄”，便是为政客所纵横捭阖。而南京中央军校则将军事教育与政治训练熔于一炉，并使政治训练体制更加完善。尽管军校的政治训练主要用于蒋介石对学生的控制，但是这种“以党治军”，“以政辖军”制度的建立，比之于“以军辖政的军阀制来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客观上有利于启迪军人的政治意识，促使其由盲从型向理智型转化。
    再则，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一味强调步伐整齐、动作到位等队列制式教练，而轻视实战训练。南京中央军校则按照德式教育，除了切实施行制式教练外，尤其注重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训练。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军官生的野战、实战能力。
    然而，恩格斯指出：“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是“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兵士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②e]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规定着一定的军事教育水平。南京中央军校虽然在推进中国近代军事教育方面作出了种种有益的努力和尝试，但它终究摆脱不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羁绊。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看，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体。虽然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适应世界大势也吸收了某些西方的现代技术装备和学识，并在某些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但这些又都以不触动其专制政体为界限。在此政治大前提下，南京中央军校的军事教育近代化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它只能囿于“中体西用”的范畴。蒋介石的军事教育观便集中的反映了这一点。他一方面迫于世界现代军事技战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不得不承认，“研究军事学术自应愈新愈佳”，[①f]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统兵之道与作战方略仍应依据中国古代的一套。他在军校军官团的毕业训词中声称：“现在二十世纪虽然不能不学外国科学式的军队，看外国书籍，但是我们练兵打仗仍要拿中国书和中国一切古人历史做基础的。”据此，蒋介石虽然引用了西方的一些军事人才、军事典章和军事教程于军校，但又规定军校学生必须以《孙子兵法》、《戚继光练兵实纪》和《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为基本教科书。其目的并非是继承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遗产，而是要用中国封建的武德规范来钳制学生的思想，以防其被西学所异化。这种“中体西用”的军事教育观严重地阻碍了军校教育的现代化。其具体表现为，过分拘泥于典范令的训导，而较少去研究世界最新战略战术的变化，以致军校的教育落后于现代军事的发展。最为明显的缺陷，就是军校依然沿袭了清末民初的分科教育制，即步、炮、骑、工、辎重等各兵科的教育与训练互不相关，缺乏协同联系。尽管采用德式教育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使军校官生难以适应现代战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发展趋势。这种弊端在1935年秋季举行的南京--句容军事联合大演习中已初露端倪，而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更是暴露无遗。
    经济条件是决定军事教育成功与否的物质基础。当时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搜刮，整个中国经济处于民族工业衰退、农村经济破产的境地。这种经济状态必然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个军事教育。当时教学器材、装备的不足成为普遍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各校无力聘用充足的军事人才，即便是办学条件最好的中央军校也难以幸免。教学器材和装备的短缺，必然限止军校的教育与训练；而师资的不足又使军校在十年之内没能编纂、整理出自己完整的军事教程和典范令，从而影响了军校教育水准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