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清廷宣布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次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外设立江海大关，统辖吴淞、刘河等处22个海口分关。从此，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尤其是北洋航线，商品贸易获得合法地位，流通格局和规模迥异于前，沿海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况，各地地域商人纷纷以上海为据点，展开商业竞争，上海由而迅速崛起。
    有关上海航运业史的探讨，学界研究成果已经极为丰夥，其中以松浦章全面探讨上海沙船及其运输活动的著作、资料集和系列论文，杜黎和萧国亮论述鸦片战争前上海沙船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辛元欧考察上海沙船的型制，郭松义和邓亦兵考察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等成果，最值得注意①。然而论者的重点时间上集中在清代中后期，内容上主要在沙船的型制、沙船运输业及其沿海贸易活动、沙船运输业的劳资关系、沙船活动的盛衰等，而于清代前中期上海作为航运业中心时期船商的情形、上海城市活跃的地域航业势力等还殊少着笔，有关情形还不甚清晰。本文着重对清代前中期上海的船商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拾遗补缺，期能深化清代沿海贸易和清代前期上海航业史的研究。
    民国初年上海豆业自称：“上海为海疆岩邑，昔时浦江一带，登莱闽广巨舶，樯密于林，而尤以南帮号商与北五帮号商之沙船、卫船从关东、山东运来豆子饼油为大宗生意。吾业行商，当买卖机关，分销各省，营业为全市冠。”②上海豆业的这种兴盛局面，实际上形成于清代前中期。嘉庆时，张之象称：上海“自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舶虑刘河淤滞，辄由吴松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率以番银当交会，利遇倍蓰，可转瞬懋迁致富。”③稍后时人包世臣描述道：“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④；“自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人称“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⑤。乾隆早期，每年四、五月南风时，刘河、川沙、吴淞、上海各口，闽粤糖船前往贸易，九、十月间置买棉花回船⑥。或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⑦。“浙省商船赴北运货，皆进上海口，在苏销售。”⑧嘉、道时期，“关东船商，每年装运豆石赴江南售卖，习以为常，行走直同内河”⑨，“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⑩。其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空前繁忙，上海开始以海运业中心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以中心城市的形象跻身于江南城市群体之中。
    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商人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道光十八年(1838)，两江总督陶澍奏报，据地方官查明，当时“城内城外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安徽、太湖各处商民共建会馆一十三处”(11)，说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沿海各省和南方各省的地域商人在上海就均已建立了会馆。然而上海的大规模商品流通，是凭借海运的优势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报纸《申报》评论其时上海的市面谓：“今试综各业而考之，上海市面，南北迥然不同。南市则向来本有之业，而北市诸业则在通商以后。故南市以沙船号家为第一大生意，而花布糖米、北货以类从焉。北市以丝茶为大宗，而烟土洋货属焉。若钱庄则通南北市，皆以汇借拆息为利者也。沙船揽载，自轮船夹板遍迹海滨，久已减色。”(12)稍后，《字林沪报》也称：“沪上分南北两帮，南市则本帮各聚焉。大宗贸易实恃沙船，至于近日，而沙船不可恃矣。”该报又称：“凡百贸易，萃于南市，南市之商家，推沙船为巨擘，最盛时多至二三千艘，帆樯所至，货物流通，若油豆饼诸项，由此进口。”(13)媒体一致认为，在鸦片战争后作为最大的通商口岸之前，上海一直以沙船运输业为最大的生意，其他棉花、布匹及北货等都是从属于沙船运输业的，沙船航运业在上海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上海是以航运业中心而迅速兴起的。同治三年(1864)，上海沙船商郁森盛，领衔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具禀，要求北洋豆货仍归上海商船转运，谓“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业为生。自西洋各国议准通商，上海一口最为繁盛，良由沙、卫各船群聚贸易，始得交易流通，商贾辐凑。”(14)可见开埠后相当长时期，上海仍是以沙船运输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因为海运业的发达，与当时其他城市如周邻的著名工商城市苏杭不同，上海的商业活动者，特别是从事海运航业者，就地域来源而言，展示出与其他业城市不同的特点。
    在上海经营的船商，有共同议事场所即商船会馆。商船会馆位于马家厂，列于民国《上海县续志》会馆公所条之首。商船会馆可能是最早的商人会馆，也是上海现存最早的会馆遗址。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在上海的船号众商共建，而非如《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的编者所说仅系崇明、无锡船主商号所建(15)。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大殿、戏台，添建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1814)，无锡海商铸钟鼎，崇明海商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1844)，船号商共建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成为建筑巨观。同治元年借驻西兵。撤防后制造局租住于内，五年后迁出，但殿厅圮毁。七年重修。光绪十六年(1891)飓风，戏台损坏，费洋银744元重修。十七年继续大修大殿与南北两厅、钟鼓楼、南北看楼及后墙等处，费豆规银1876两。次年，更易戏台新梁，又费豆规银890两。会馆大殿崇奉天后，乾隆中期重修后，南北两厅分祀成山骠骑将军滕大神和福山太尉褚大神，官方每年祭祀天妃的活动就在此举行。会馆所需常年经费来自船号商抽缴庙捐。会馆馆产租息所入，用来抵支浦东、西各置沙泥荡地，备商船出口取泥压载之用，泥夫每年争竞，官方遴选夫头以资督率。会馆事务延请董事主持。办事处称商船公局，在会馆之左，办理水手伤亡的承善堂也设在其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设商船小学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