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油、豆、饼业另有公所萃秀堂。萃秀堂又称东园，在上海县庙豫园，建于道光年间。咸丰三年(1853)受战火遭损。十年，驻扎西兵，残毁尤甚。同治七年(1868)，承粮管业，地基广达10余亩。同年大加修葺，禀县给谕，勒石保护，“以萃秀为二十一业之领袖”。萃秀堂外有三穗堂、仰山堂、格思堂和神尺堂四间议事厅。堂中亭榭池沼，回廊曲折，均极园林之胜，而大假山层峦叠嶂，尤为县中独有之境。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米业合组之豆米业小学校分设于此。堂馆所需经费于代客买卖时抽取货捐，豆油每石银1厘8毫，豆饼每片银2毫8忽，后因轮船盛行，沙船锐减，捐数寥寥，于是同业每月捐银1两。公所原由司月轮管，清末推举董事一人会同6家司月办事(17)。
    船商与豆业论市交易之所则为采菽堂，俗称豆市，在豆市街万瑞弄。原来租用市房，光绪七年购屋改建对照厅6间(18)。
    在上海的船商和从事油、豆、豆饼业交易的店家、行家、经纪人，就在上述几个同业组织内开展活动。而各地海商或海运业者，又以同籍为范围，有其地域性商业会馆。
    山东及关东船商在上海活动较早。据碑文载，顺治时山东商人即联合关东商人，两帮集资在上海县城西置义田50余亩，以为葬埋公地。道光五年(1825)，山东登州府方爱仁，济南府孟广钰，沂州府宋鸿志等广记、永春、六吉、益顺等商号联衔清理，丈量地亩为25亩多，呈文备案，上海县立碑保护(19)。鸦片战争起，太平天国期间，山东商人多避难航海而归，势力大损。光绪后期，山东商帮在上海贸易者复归众多，前往清理义地，地亩数基本仍前(20)。山东商帮在上海主要从事北洋贸易，其内部又分成几帮。道光七年(1827)，商船集议山东关东各口贸易规条，在规条上作出承诺的，有(山)西帮商人胡升恒等4号，胶帮商人孙丰聚等6号，登帮商人初元丰等7号，文莱帮商人王元兴等5号，诸城帮商人陈广盛等2号(21)，共计24号商行，单就数量而言，其时山东商人占有绝对优势。道光二十六年(1846)，山东商人广记、六吉等21家，又联名创建会馆，并先在宝山县境内购置田22亩备造登莱公所，南市公估局等首先输助3000两，怡顺昌等3家捐银万余两，众商捐银6万多两。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建造会馆，于三十二年完工。会馆落成，制定规则50条，对会馆运营作出详尽具体规定。会馆创办时，捐款者有关税帮、公估帮、洋货帮、杂货帮、祥字帮、黄县帮、沙河帮、福绸帮、丝业帮、铁货帮、孤山帮、仁川帮、营口帮、崴口帮、银钱帮、周村帮、青岛帮、即墨帮、胶州帮、元釜山帮、潍县帮、洋杂货帮，共22个地域帮或行业帮，商号多达91家。其中关税帮商号最多，为15家。后来捐款者中又有涛洛帮。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间，有谦祥益等280余家商号捐款(22)。由这些帮别，可知山东商帮在晚清的上海的地位。其经营的行业则以豆、洋杂货、丝绸等业为主。到光绪时，山东人自称在上海经商已200余年。光绪二十九年，山东商人建立会馆，到三十二年完工(23)。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山东商学各界热心捐款，“一人独捐千元者且有数家”，一时之间集至“数万之谱”，显示了山东商人的实力(24)。
    江苏海州青口船商。青口系江苏海州属下一镇。康熙年间开海后，青口商人即大力经营江苏沿海豆石业，运抵太仓刘河镇发售，嘉庆十八年(1813)因刘河淤塞，改将豆船停泊上海。青口镇字号商人乃与徽州商人公议发起饼油山货公积金。道光二年(1822)以4000千钱在大东门外契当住房一所，建为祝其公所，奉祀关帝和天后。三年后加价4000千钱，转当为买，在上海县衙备案。道光十三年(1833)，生意兴盛，公所提取公积金4000千钱归青口放赈。咸丰兵燹，公所被焚，内部管理混乱，帐册散失。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才经整顿，恢复管理(25)。可见嘉、道时期为该青口商人的全盛时期，咸丰战乱后即渐趋衰落。
    江苏淮扬商帮，在上海主要从事船运业，建有淮扬公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淮扬公所同人联名控告船牙管帮私收埠规，具名者有44人(26)。
    浙江宁波商帮，是鸦片战争后上海人数最多、实力最为雄厚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域商帮，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又以买办、金融、轮运、成衣业、木业制造乃至进出口业等最为出名，其实观其形成和初起，宁波商人是因从事沿海运输起家并日臻发达的。在清代前期的上海和沿海商品流通中，宁波商人从事船运业极为活跃。宁波地方文献称：“航业为岛民所特长，南北运客载货之海舶，邑人多营之。”(27)后人追溯，开埠前，上海著名的沙船字号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惟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28)。咸丰、同治年间，宁波帮商人经营的帆船航运业也达到了极盛。《申报》称：“上海沙船坐港者常有七八百号，宁船也数百号，每年统计进口沙宁船何止六七八千”(29)。光绪中，宁波人自称：“吾郡□图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航天万里，上下交资。”(30)北洋航运是关系宁波经济最大者。宁波的3个天后宫，一为闽人所建，一为南洋商舶所建，而其中由北洋商舶所建者，“规模宏敞，视东门外旧庙有过之”，始建于道光三十年，落成于咸丰三年，费钱10万千钱，“户捐者什一，船捐者什九”，主要由船商捐款建成(31)，直到其时，船商还是宁波商人的中坚。同治五年(1866)，上海的宁波船户始创兰盆会，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助款加入四明公所(32)。光绪后期，宁波帮中之内河小轮业成立永安会，举办同业斋醮，捐款者有90余人，宣统二年(1910)并入四明公所(33)。这些航业人员单独成立同业公所，可见宁波航业在上海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