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当时人的这些说法，在上海从事海运业者，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上海当地及周边如宁波、海门、南通、太仓等地人也极为活跃，其中势力最大者，即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可知海船运输业与一般意义上的远距离贩运贸易不同，当地人居有地理和人力等优势，能够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上海航运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上海地区的沙船商，起步于明后期。嘉靖十四年(1535)，巡按直隶御史张题奏中称：“近年以来太仓、崇明、江阴、通泰沿海居民视海洋为庄衢”，从事沿海贸易(54)。万历四十五年(1617)，应天巡抚王应麟称：“沿海民多造沙船，始贾装运之利，继为通夷之谋”(55)。姚廷遴《历年记》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二十六日记：上海东门外殷姓，“系崇明籍，侨居海上已三代矣，业有沙船几只，开贩柴行生理，家甚厚”(56)。此殷氏，正是清中期包世臣等人所说的祖籍崇明人。只是其时的沙船，运输的还不是日后开放海禁后的豆粮，而大概只是从事近距离生活日用品的运输。
    入清之后，延至开海之初，因长期的海禁和清初的迁海，沿海贸易极度萧条，海船“舵工水手久无其人”。虽然开海，专门收泊装载豆石的沙船的江海关的分关刘河口，并无海商前往，可以想见，其时上海大关海商也不会众多。后来有安徽商人金姓者，赍带资本到刘河创造海船，从此而开创了刘河的海船字号业，“帆樯林立，江海流通”。更后则有江苏通州商人刘姓、吕四商人赵姓继起而为海商，山东胶州则有商人开设中和、利吉字号，莱阳则有商人开设吉顺字号，汇县则有商人开设恒利字号。同时也有专门从事运输的船户，来自吕四的高、姚、包、赵等大户及诸多小户，于是苏北、奉东各口之商贩在刘河镇设立的运输字号“如云而起矣”(57)。与此同时，上海的海商当也日渐汇集。康熙三十六年，上海县重修县庙，就有吴姓“洋商”捐银10两，在捐款者中崭露头角。
    康熙后期，著名海商张与可，可以作为典型。这个张与可，又名张羽可，真名张丰，上海县船户，本系监生，考授州同之职，开张元隆洋行，康熙五十年江苏巡抚张伯行查禁海盗时，审讯后是这样奏报的：“查张元隆开张洋行，闻其立意要造洋船百只，今已有数十只，招集异乡水手，假名冒籍，请关县牌照，藉称贸易，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58)上海县造报康熙四十五年(1706)出海船只册内开列的船户余亨，舵工张任、林永祥等23人，均由其保结。康熙四十九年间，指使其弟张令涛夤缘进入两江总督署为幕客，而将洋货不时贿赂总督，总督噶礼在上海时，十数船所铺设之物，均由其馈送，而由其弟令涛护送至宁波入口。当常州府通判周葑和常熟知县章曾印奉巡抚之令前往其家取供时，其竟公然上座，两官侧坐其下。“今现查出元隆自置船只，皆以百家姓为号，头号赵元发，二号钱两仪，三号孙三益，四号李四美，五号周五华之类，则其立意要洋船百只之说不虚矣。又经臣亲审华亭县经承，据开出元隆在该县冒领照票之船，有杨日升等二十八只，俱非华邑民人。一处如此，其在别县移甲换乙冒领照票，当又不止百只矣。”(59)又奏：“访得奸牙张羽可即张元隆，开张洋行，招集异乡匪类，广置洋船，诡捏姓名，冒领照票，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行踪诡秘。……张元隆已于上年(笔者按：即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故尚有伊弟张思永、伊侄张藻文、张心佩、张龄千，皆为元隆手足腹心朝夕管事之人。更有假张思永的名余元彩又名张仲泉供，系在行经管讨账。又有曹鸣岐供，代元隆管船，上年前往山东被盗，系在山东顶名具报之人。又有沈汉修等，俱代张元隆在行料理。……且据张思永供，时常见余元亨在哥子行里卖货，有五六年了等语。张羽可在海关保欠各船商税银八千两。”“据上海县讯，供亦称张元隆共有五船，同开出海。……据华亭县经承沈来时据开，张元隆在华亭县领过照票，有杨日升、王胜吉、何元吉、邵元隆、吴万隆、王永顺、陈茂盛、陈璧、吴天成、周嘉、李长吉、张元嘉、吴圣兴、陈起胜、陈禄吉、吴茂顺、叶楫臣、林文、林发、张徐祥、萧鹤鸣、陈泰兴、戴元生、吴起元、张盛、张南等，连余元亨、张永升共二十八船。华亭一处即有如许多船，其在别县移甲换乙，诡领照票自必不少。合之都察院访闻，元隆立意要洋船百只，已有数十只，籍称贸易，逗遛在外，久不归里。”(60)宠臣王鸿绪也密奏：“江浙地方海中时有贼船，上海县有富商张与可向日开张洋货行店，今年五月十七日张与可有洋船十七只出海，有营船三只护送出去，系浏河营、吴淞营、松江左营千把总等三员。不意遇海中贼船，劫去张与可洋船一只。”(61)
    由上述奏报，可知这个张与可确实非同一般，其开设元隆海船牙行，自有洋船数十只，以百家姓编号，立意置立海船百只，曾经五船同开出海，或一次性出海洋船17只，出海时以官兵为后盾，有绿营营船保护。行内分工细密，人手众多，有管事之人、料理之人、管帐之人、管船之人、卖货之人。同时以其名义为周邻地区的海船到官府领取出海贸易照票，为船户水手出具保结，仅在华亭一县，就领过28只海船的照票，而船主均非华亭人氏；仅在上海一县，就于康熙四十五年保结过23名船户舵工；更保缴海船税款，光欠交者就多达银8000余两。张与可是个集船商、牙商、保载人、红顶商人于一身，其弟为两江总督幕客，与总督关系非同一般，声势显赫，视州县官为草芥。当时海船的造价，似与后世相当，蓝鼎元说：“内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小者二三千金……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62)一船造价七八千两银，数十条船，所需固定投资可以想见，船商之财力着实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