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商帮在上海主要经营炭业、钱业、酒业等，据说乾隆初年即在上海北门内建有浙绍公所。道光十一年(1831)，浙绍公所集资置买义地，捐款的商号与个人多达210，其中有浙绍豆业，捐洋银600两(引者按：此处洋银两，当为元)，仅次于捐洋银950元的浙绍炭业(34)，可见其时绍兴商人经营豆业者也相当有实力。
    福建船商以泉州漳州商人最为突出，有泉漳会馆。福建漳浦人蓝鼎元于雍正初年说：“臣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驾，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来往往，习以为常。”(35)乾隆十九年(1754)，福建巡抚陈弘谋奏：“查闽省地处海滨，南洋诸番在在可通，福兴泉漳等府地狭民稠，田土所产不敷食用，半藉海船贸易，为资生之计。”(36)福建商人尤其是泉漳商人是清前期沿海贸易的主力。在上海，泉州府的同安和漳州府的龙溪、海澄三县商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始建会馆。同时置买北门外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不久又置买会馆临近房屋田地，收取租息，作为会馆维持经费。据说泉漳会馆，“其规模之宏远，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37)。会馆周围，上下通衢多是该帮商人。以后随着到上海贸易人数众多，陆续添置公产，到道光十一年(1831)，该帮在官府登记的房产多达226间，田地26亩，仅司月就有金协盛等51家商号(38)。道光十二年会馆重修，总共收入1 663元，其中公馆房租700元，捐款963元。捐款者中，官员8人，捐款48元，占5％；不明何种行业商号43家，捐款643元，占近67％；金恒发洋船等洋船商7家和新景万船等41条船，捐款272元，占28％强，其中捐款最多者是金恒发洋船，捐银60两(39)，未标明洋船或船者，恐也有不少与海运业有关，足见海运业在泉漳商人中的比重。咸丰七年(1857)，向会馆捐款的更多达商号或个人32，号船及租船68艘，共捐银7 110两，银元204元(40)。光绪二十六年(1900)，登记在册的房产有50余号，房屋650余间(41)。这在上海各帮中也较为少见。房产如此之多，可以想见该帮实力。
    广东商人特别是广州、肇庆、潮州等府商人，在上海主要以从事买办、经营糖烟鸦片等商品出名，海运是其主要运输途径。广肇商帮自称：“沪渎通商甲于天下，我粤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据说鸦片战争前就设有会馆在城内，毁于兵燹(42)。潮州商帮则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小东门外姚家弄口购买市房，四年后又契买小东门外上塘街市房，移建会馆；三十四年至四十六年(1769-1781)购买小东门外下塘街市房，嘉庆十六年(1812)拓为会馆。当时已有房产11所(43)，“朋簪既盛，物力滋丰”。该帮章程规定，运输货物如患燥湿而遭损丢失，按毗连最近之县摊补，由此而内部又分成潮阳、惠来一帮，海阳、澄海、饶平一帮，揭阳、普宁、丰顺一帮。道光初，揭普丰帮首先以该帮之厘自抽自用，而向会馆继续捐款的以潮惠帮中的糖、烟厘为最多。道光十八年(1838)，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德奏报：“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买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44)道光十九年，清廷严禁鸦片，潮阳人因贩卖鸦片遭他帮谴责，乃另立潮惠公所于振武台城濠之北。咸丰三年(1853)毁于火。六年移建于姚家码头内街，十年又毁。当时鸦片弛禁，称洋药，潮阳人大力贩卖，业务兴旺，形成“上海贩售烟土之华商皆潮州帮”(45)人的畸形格局。同治五年(1866)，潮阳帮中糖、烟、洋药业各按货抽厘，在十六铺南独创潮惠会馆，建馆费用多达60 500两。捐款的商号潮阳为73家，惠来2家，捐银多达73651两，其中潮阳的德盛号捐银6 420两，陈增茂号和郑洽记号均达5 000余两(46)。这样的巨额捐款，在上海的商帮中是很少见的，充分显示了潮阳商帮在上海糖、烟、鸦片贩运业中的实力。后来惑于风水，会馆于光绪二年(1876)和二十三年两次迁建，耗银达73 000余两。
    上述各地海商活动于中的地域商人组织，实际上并没有反映上海当地及周边各县的海商情形。嘉庆、道光年间，包世臣和齐学裘等力主漕粮海运人士描述其时沙船情形道：“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董事以总之。”(47)齐学裘说：“沙船船商，皆系上海、崇明等处土著富民，出入重洋，无处侵漏。”(48)名臣魏源称：“今江浙船商，皆上海、崇明等处土著富民，出入重洋，无由侵漏。每岁关货往来，曾无估客监载，从未欺爽。”(49)道光五年(1825)，包世臣又说：“沙船十一帮，俱以该商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50)协办大学士英和也谓：“闻上海沙船有三千余号，大船可载三千石，小船可载千五百石，多系通州、海门土著富民所造，立有会馆、保载牙行。”(51)咸丰元年，《北华捷报》报道：“上海和山东之间帆船贸易盛行一时。豆、豌豆、油粕等每月从山东运至上海。这些帆船的船主基本上是上海及近郊居住的人，极少也有山东籍船主。帆船贸易所雇佣的多种类船舶至少有1500艘左右。上海在住最大的船舶所有者叫Sing yun(森郁，即郁森--笔者按)，据报告他拥有帆船60艘。”(52)同治初年人所谓“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业为生”。同治时上海方志谓：沙船“船商多隶江苏及本邑，惯行北洋。一曰蜑船，船商多由浙宁来上贸易，能行南北洋。一曰卫船，船出直隶之天津及山东界贸易南来，祗行北洋。一曰三不象船，船出福建，与各船相似而不同，故名，亦能行南北洋。”(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