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之原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蓝射于矿石中发现一种新气质，在分光镜见同样之彩色带。”[32]这一科学发现，引进到中国，当也应在20世纪初。
    《日之气层》：“西一九一九年之日蚀，曾见一日珥。于七小时内，自太阳面上高十三万英里之处，直升至日五十万英里以上”[33]。
    《日之热力》：“吾地所受日之热，经西一千九百十二年前各国测之七百次矣。”[34]
    《黑子》：“西一千九百二十二年癸亥，美国天文学家沙莱，谓日边新添一游星，各（名）为佛尔旨，其大二千五百英里，盖日中黑子离日而出。”[35]
    《游星篇第五》：“合吾地星，于是绕日之大游星凡八可测而见者，此天文家定论。若今新添之游星佛尔旨确也，则游星为九。”[36]
    《金星》：“英国吕士邑近考金星谓，与地体质相等，亦若孪生。”[37]
    《火星》：“火星水多于地，西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戊戌，五十九日内所见南方白色渐减，不见水高，似地中海里海。”[38]这也非1885年所写的。
    《火星之人》：“火星有人之说，倡之已久。……惟美国罗域路天文台最大而澄清，故观星明确”[39]。这当然是1904年以后滞留美国所见。
    《或谓火星冷无物为大谬》：“火星小于吾地，吾前在英、法、德、美国天文台见之。”[40]这也是20世纪初游历欧洲据见闻补充的。
    《火木间小游星》：“近十年间，天文学者陆续发现小游星，其数已达五百，合前共计七百余。”[41]
    《土星之光环》：“土星外之光轮至易见，吾于德、美天文台见之尤明，上下成圈。”[42]
    《陨铁可制刀剑为天外奇宝》：“吾在美国砵伦，见陨铁一块，大八九尺，尚作银光。在墨京见二块，大相等，皆号落星石。”[43]这也是1904年几度赴美、墨西哥的见闻。
    《肉眼所不能见之恒星》：“自吾四十年前，光绪十年乙酉日夕，以远镜观天时，星不过万万，越廿年而一万五千万，又增至一万八千万，今增至二万万。”[44]按康所指四十年前即1884年。那么，四十年后写此书时是1924年。
    以上罗列所载，给我们一个总的印象，即康有为写《诸天讲》，其大部分现代天文知识是19世纪末以后产生的。而他所见所闻，则多在他1904年游历欧美各国之后。应可以说，他的近代科学思想的形成，当在这时期。他自称《诸天讲》写于1885年，那当是一个很简陋的草稿，其来源不出传统的天文知识如《历象考成》及江南译书局所提供的译本。最重要的，是他游历欧美之后大量补充新的天文知识。直到1924年他才将这部稿子最后完稿。其来源于这时期西方的天文学着作。如《年谱续编》载：1924年“四月，外孙罗荣邦年十四，译天文书。先君手录金星、水星、火、木、土、天王、海月、中山海四长纸，喜其慧而好学，有远志，以手稿赐之。翌年，诸天讲着成，多得其力。”[45]而由此可进一步确认，因为它吸收了廿世纪初的天文知识，其价值也不亚于《谈天》。
    那么，为什么他自称是28岁时就写《诸天讲》呢？我认为，当时他可能只有初步构想，或只动笔极少部分，然后停下来。这种写作习惯，在康有为是存在的。如他另一部着作《大同书》，也与《诸天讲》同时动笔，但全书完成的时间却在20世纪初。
    四《诸天讲》的基本内容
    《诸天讲》一书，分通论、地篇、月篇、日篇、游星、彗星、流星、银河天、霞云天、诸天、上帝、历篇、仪象及附篇等，对天体结构形成诸问题进行说明和介绍。从篇目可以看出，在写作时可能看过《谈天》，并在体系的某些方面受其启发。由于《诸天讲》长期未发表，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内容超过《谈天》。
    1.通论：对我国历史上的“浑天”、“盖天”、“安天”、“宣夜”几种宇宙结构的学说进行了评价。康有为在写这本书时，已明显接受了西学，并批评了“中国古天学未精”，指出其原因是“制造未精”，“只凭肉眼”。这时，他对西学的“实测方法”很有兴趣。在比照之下，传统科学落后了。他还批评了卜筮利用天文学进行占验的迷信思想，同时否定用恒星为州郡的“分割之说”。
    2.哥白尼“地绕日”和牛顿万有引力学说的简介。“发明地绕日为哥白尼发明吸拒力为奈端功最大，宜祝亨”，康对这两位科学家的划时代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微哥白尼乎，安能知地之绕日乎？则吾茫昧于父日祖天所自来，吾又安能通微合漠，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乎！故吾之于哥白尼也。尸视而馨香之，鼓哥而侑享之”；“至康熙时，西1688年，英人奈端发明重力相引，游星公转互引皆由吸拒力。”他介绍说：“吾地之生也，自日分形气而来也。日体纯火也，火热至盛，则燥裂而分离焉。离心之拒力既大，故大地能出日之外自为星，而日热之吸力极大，故地星仍绕日而不能去也。故为绕日之游星，凡海王、天王、土、火、金、水诸星皆然。各循其先后离日之轨道，而为外内环转之次第焉。”[46]
    3.介绍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德之韩图，法之立拉士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子互相引集，是谓星云，实则瓦斯之一大块也。始如土星然，成中心体，其外有环状体，互相旋转，后为分离，各成其部，为无数之小球体，今之恒星是也。我之太阳系亦然。当初星云之瓦斯块，自西回转于东，其星云渐至冷却，诸球分离自转，遂为游星。在中者为太阳，其周围有数多之环，因远心力而分离旋转，其环则成卫星。故凡诸星之成，始属瓦斯块。”[47]“地球之始亦然，最初高度之热瓦斯体逐渐冷却而成流体，更冷则表面结成为固体矣。其旋转之方向，仍以太阳为母体，依旧自西转东”。[48]
    康有为对星云说的介绍虽不尽准确（如微粒翻译成瓦斯），但他是具体介绍康德--拉普拉斯学说的最早的思想家之一。
    4.地、月、日及各游星的介绍。作者根据他当时所获得的近代知识，对各星进行了讨论。包括地球的形成、自转、子午线、地壳形成，地球形成的时间、月的潮汐、温度、日中“山、海”，日的放射性，原质、温度、黑子。火星有无生物，这是近代天文学家的热点。康有为对此也颇为注意，他凭着他的想法，指出：“吾以火山之热力，断其必有生物也。计其轨道在地之外，则其生必先于地，热力未衰，则其人物必盛可知也。”[49]然而，现代的科学知识，特别宇宙飞行器已否定了这种假设。
    5.介绍宇宙无限阶梯式的结构模型。康有为在《诸天讲》里提到“月随地绕日亦行椭圆”。该书在《游星篇》之前都是介绍太阳系各天体运行及形状的。在“银河天外篇第八”介绍了恒星、巨星、矮星、新星、连星、变光星等。并指出，“吾日亦在银河界中”，点明了太阳系与银河系不是同级的而是阶梯的。“霞云天篇第九”里，作者认为他天之别一宇宙。又称：“霞云天之星云团十六万，吾银河天为十六万之一。”尽管所说数目纯属猜想，但银河系从属总星系（康称霞云天），正是一种阶梯式的从属关系。他又说：“星星团分布银河天外”[50]。这指的是河外星系。但作者并未明确指明。
    《诸天讲》里虽讲了宇宙阶梯式模式，但并不明确。到1923年，他在“与甥女谭达印书”里则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这一模式：
    “今以吾地与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二百余游星之绕日也……吾日与二十八宿为恒星同绕昴星……诸昴星共绕之天，由此转推之，亦一十百年千万北京陔壤沟涧正载恒河之星数不可思议也。”
    从1761年德国天文学家兰伯特提出无穷等级的宇宙结构，到瑞典天文学家卡·查理提出无限等级宇宙模型的学说，已有100多年。康有为一次比一次明确地介绍这一假说。查理假说提出后，康有为虽然到20世纪初才补充到《诸天讲》里，但却说明他到了晚年，仍十分关注西方天文学的发展。昴星团也称七姐妹星团，是属于疏散星团。康有为认为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云（星云天）、总星云系（星气天）之间是无限等级式的。太阳系环绕昴星为银河系，诸昴星（银河系）共绕之团为星云天（即昂星团，河外星系）。诸河外星系共绕之团为总星系。
    6.对爱因斯坦空间有限论提出质疑。1917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空间上有限（闭合）的静态宇宙球状模型。事实上，历史进入20世纪，科学家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宇宙模型。爱因斯坦设想的宇宙是一个有限的体积，但是没有固定的边界。康有为在游历欧洲时，吸收了许多科学知识。他修改补充《诸天讲》，并对爱因斯坦新的宇宙模型提出了质疑，而坚持他原先的宇宙无限论：
    天之大不可思议。破德人爱因斯坦相对论，谓天之大有限，德人利曼谓天之大仅十万万光年之谬。
    天之大无限。今德人爱因斯坦发相对论之原理，谓天虽无边，非无限之无边也。无边者非如诸天球之面，有椭圆体面而为境也。谓宇宙为大无边者，虽无明确之边而有一无边之边为界，故不曰有边而曰有限也。德人利曼氏亦倡天亦有限之说。天而有限，则其形状之大如何，总量如何可以算之。
    天之大以电尺测之，如电光之速一秒能行六十万千四百里。若定天之一方面测之，由此方面直放电光前进须要十万万年而后还原处此度，即天之形状若乙列氏所谓之四复元之数学算之，天之重量是10[52,]磅，即一之作五十二圈之磅是也。
    乙列氏指谁？无可查考。但总的来说，这类关于宇宙过去时间的估计，出入相当大。因为采用不同时标就能够构成不同的宇宙模型。所以康有为对这提出质疑也是符合科学的。他认为“无论人无十万万年之寿，不能见其电之还原处，假有十万万年之寿者能确测之，然譬人家有一卵壳内之物，测至其壳内能还原处即谓物之大者止于一卵，则卵外岂无他物耶？”爱因斯坦是世界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康有为敢于对他的科学假说提出质疑。表明他到晚年，仍保持其思想锐气，反映了他对西方科学知识不断探索、质疑的勇气。
    五康有为的“中体西用”
    康有为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也是人道主义者。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以及贫困落后，使这位从小就有经营天下之志的近代思想家不断从事救国救民的探索。先是从儒学经典《礼记·礼运篇》找来了大同社会，以此为蓝图，设计了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生活非常富有，没有剥削压迫的地上天国。这种理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大同书》里。在大同社会里，人人享乐。
    然而，他的大同理想与现实社会都有巨大的反差。现实的中国，竟是一个大苦海。他在《大同书》里列举的苦就是投胎、夭折、废疾、蛮野、边地、奴婢、水旱、饥荒、蝗虫、火山、地震、倒屋、舟覆、车祸、鳏寡、孤独、贫穷、贱者、刑狱、苛税、兵役、愚蠢、仇怨、爱恋、牵累、劳苦、欲望、压制、阶级、富人、贵者、老寿、帝王等34种苦。
    怎样把人类救出苦海呢？他提出破九界，认为一切苦难都来源于“九界”。这九界就是：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私界、乱界、类界、苦界。为此，他设计了破除九界的方案：一是去国界，合大地，二是去级界，平民族，三是去种界，同人类，四是去形界，保独立，五是去家界，为天民，六是去私界，公生业，七是去乱界，治太平，八是去类界，爱众生，九是去苦界，至极乐。破九界的根本又是去私欲。在他看来，改变人的自私观念，就可以使人类进入极乐世界。但又怎样才能破除人类的“私欲”？他对佛学、道学都曾做过探索。也并非有什么理想的方案。
    和《大同书》起草同时，另一部他的着述《诸天讲》也开始起草。这两部书都很晚始刊出。他们之间，实际上有一定的联系。对于《诸天讲》，梁启超有段评语：“诸天书多科学家言，而不尽为科学家言。庄子逍遥游不言科学，诸天书兼言科学，后人或不以逍遥游视之，而议先师科学之言为未完也”。梁启超事实上是把诸天书与逍遥游看作有某种类似之处。康有为的门人伍庄则认为：“是何害？先师神游诸天，偶然游戏，草成是书，必执科学k3hc06.jpg之，毋乃小乎？”[51]这句话点出了《诸天讲》作者的用意，即如果仅看成纯科学的着作，就把该书的意义贬低了。门人伍庄的序里则更明确指出：“先师之讲诸天，为除人间患苦，发周子务大之义。泰其心也，予之真乐也”。这不就是康有为的“经世致用”吗？不过，他是用西学“服务”于中学。“服务”于人类社会。在近代史上，许多近代思想家均热中于西学。但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位科学家。事实上是一位社会学家。维新派之所以对近代科学思想如此重视，根本原因在于为改造社会服务，为的是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这点恰恰反映了中华民族社会危机之严重。几乎所有的进步思想家都把科学思想归结为救国救民的一种方法、途径。康有为在《自序》里就这样写道：
    夫显必在天上者也，吾人既生于星中，即生于天上。然则，吾地上人皆天上人也，吾人真天上人也。人不知天，故不自知为天人。故人人皆当知天，然后能为天人；人人皆当知地为天上一星，然后知吾为天上人。……生而为天人，诸天之物咸备于我，天下之乐孰大是于！自至愚者不知天，只知有家庭，则可谓家人；或只知有里闾族党，而不知天，则可谓乡人；进而知有郡邑，而不知天，则可为邑人，又进而知有国土，而不知天，则可谓为国人。近者大地交通，能游寰球者数五洲为家珍，而不知天，则可谓为地人。蔽于一家者，其知识神思行动以一家之法则为忧乐，若灶下婢然，终身蓬首垢面于灶下，一食为饱，快然自足，余皆忧苦，为地最隘最小，则最苦矣。蔽于一乡一邑者，其知识神思行动以一乡一邑之风俗为忧乐，多谷翁之十斛麦，乘障吏之自尊，其为地亦最隘小，而苦亦甚矣。蔽于一国者，其神思知识行动以一国之政教为忧乐，……其为人亦苦而不乐矣。……斯为地人，其庶几至矣乎，其亦乐矣乎？然彼欧、美之论说、风俗，溺于一偏，易有流弊，其更起互落，骤兴乍废，不可据依者皆是也。当时则荣，没则己焉，奚足乐哉？其去至人也，抑何远矣！然则，欲至人道之极乐，其为天人乎？[52]
    《大同书》里所谓破九界，目的也就在于使人类成为“天人”。如何成为天人？康有为认为宗教“矫托上天，神道设教，怵以末日地狱，引以极乐天国，导以六道轮回，诱以净土天堂，皆以抚慰众生之心，振拔群萌之魂。显密并用，权实双行，皆所以去其烦恼，除其苦患，以至极乐而已。然裹饭以待饿夫，施药以救病者，终未得当焉。以诸教主未知吾地为天上之星，吾人为天上之人，则所发之药，未必对症也。”[53]因此，必须用自然科学来证明宇宙之无限，证明人也是天上人。这就是康有为写《诸天讲》的重要目的。他明确地称：“克‘广德心’，周子曰：‘见其大则心泰’。吾之谈天也，欲为吾同胞天人发聋振聩，俾人人自知为天上人，知诸天之无量。人可乘为以太而天游，则天人之电道，与天上之极乐，自有在矣。”[54]
    天人，就是顺自然之道的人，这也是道家所追求的。天游，一任自然，语见庄子《庄子·马蹄》。康有为明显要以道家的思想，叫人们“返朴归真”，过着无家界、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这就是本书的目的，也是康有为“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
    注释：
    [1][2][3]《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0、11、118页。
    [4]康有为：《桂学答问》，广州双门应全纯阁刊本，第15-16页。
    [5]《诸天讲》，“自序”。
    [6][7]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页。
    [8][10][11][12][13]《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7-119页。
    [9]康有为：《致沈子培书》（1891年作）。
    [14]康有为：《南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15]《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2页。
    [16]《诸天讲》，第14页。
    [17][18][19][20]《诸天讲》，第100-127、142-146、146、186页。
    [21][22][23]《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第48、137页。
    [24][26][28][30][31][32][33][34][35][36][37][38][39][40]《诸天讲》，第20、23、33、53、54、57、59、59、60、62、64、65、66、67页。
    [25][27]《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第120、71页。
    [29]《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第71页。
    [41][42][43][44][46]《诸天讲》，第69、72、86、93、13页。
    [45]《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第222页。
    [47][48][49][50]《诸天讲》，第13、14、67、139页。
    [51]《诸天讲》，“序”。
    [52][53][54]《诸天讲》，“自序”。